第一篇：柴靜演講稿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北京.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個旅店裡，柴靜演講稿。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菜端到她的面前說，還是吃完之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兒，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來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說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處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麼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他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演講稿《柴靜演講稿》。 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給你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柴靜老師其他的言語：
記者不僅是我的職業身份，做新聞也是我生存的一種方式，記者的天職就是調查事實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艱難的道路，一個記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須在這個職業當中恪盡職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類的心靈需要互相幫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當通過提問將心靈的細節展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這個世界裡，你不幫助他，你可能也會孤立無援。傳播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滲透下去，然後才能生長出新的葉子。
·以前，做電臺的時候，我喜歡說，這是一個像流沙一樣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藝和情緒的字眼，而 2014年接近25歲的時候，我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現在是時候該蹲下來觀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觀察它們的溼度、密度、結構、流向和探究為什麼這樣流向的原因。我慶幸，在邁入成年的門檻時，從自我的世界裡走了出來，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關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絡在一起的東西。
·假如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燈火。
第二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的演講稿《認識的人，瞭解的事》獲得首都女記協演講大賽特等獎，下面是我轉載的演講稿：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西藏。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個旅店裡頭，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她的床頭有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有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跟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呢，還是吃完了之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柴區的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裡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兒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為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道，說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就算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希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來保持你年輕時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這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第三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頭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叭、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力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力就只(推薦訪問本站：)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一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力所做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就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力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第四篇：柴靜演講稿
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頭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叭、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力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力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一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力所做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60多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
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個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就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500塊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力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夜色溫柔，親愛的柴靜
這一生，那麼長，我以為，它必須留下存在的痕跡。
這一生，又那麼短，我以為，它實際完全沒有印跡，一個普通人的行走，那麼渺小，曾經的過程雖窮其一生，在浩瀚的時空中終將逐漸湮滅。
一個普通人的行走，在20歲之前，我始終不明確它對社會倒底有沒有意義，有什麼意義。 直到20歲，在許多寂靜的夜色裡，聽到了柴靜的《夜色溫柔》。
她說：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站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她說：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見天堂，紅塵有我，請為我聆聽。
她說：我是柴靜，火柴的柴，安靜的靜。
她說：夜色溫柔。
柴靜，夜色溫柔，夜色溫柔，夜色溫柔，柴靜，親愛的柴靜。
黑夜裡，她的聲音那麼憂傷，穿過厚重的夜，將人生的悲涼猝不及防地推陳出來；她也有明媚時，那是在為了安慰更憂傷和迷茫的人們時，但對她瞭解較多的人們卻仍能夠感受到她仍然遠遠地站在紅塵外，憂傷地看著裡面憔悴翻滾的靈魂，無助的難過。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臨後，商業與娛樂都收斂了起來，而文化開始呼吸生長，在貌似平靜的夜裡繁榮、漫延。
漫長的夜，卻是靈魂盛大的舞臺，夜色下迷離湧動的靈魂，藉著黑暗遊蕩、碰撞，或者僅僅只是喃喃自語。
柴靜，她在黑夜裡，安靜地點上一盞小燈，燈光雖然微弱，仍然有搖擺，卻給清醒的人以溫暖，給迷惑的人以方向，給堅持的人以力量，她的聲音，雖然憂傷，卻安定遊蕩的靈魂。週末的夜晚，從此清醒與明媚都始於十點半，在一個個週末夜，聽著這個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單薄的靈魂紛飛寥落，從此原諒了自己。
原諒了自己的羸弱，原諒了自己的膚淺，原諒自己成長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獨不能夠原諒自己的身不由已。從此，願意在頭頂的天空與腳下的身影中並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緩，始終面帶微笑，看到周圍山花爛漫，金色陽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寧快樂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個人能被另一個人如此深刻的影響,則斯人幸矣,自己的行為,氣質必然會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燈對於每一個蹣跚前行的人代表著永生不滅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來自於這些影響你至深的人.
一個人能如此深刻的影響另一個人,則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為自己所踐行,而且有千萬人同行.
柴靜，應當撫心幸之，一個人的思想能夠達到如此，本是幸事；一個人因其思想能夠被追隨，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夠影響這許多人，豐富和指導這許多人的人生，誠然是追隨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隨者之幸。人生如此，當以立而撫心，微笑嘆幸，更明媚前行。
第五篇：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北京，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儲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菜端到她的面前說，還是吃完之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鬆，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兒，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來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說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處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麼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他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給你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柴靜：最最遙遠的路
一個人需要隱藏多少祕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這佛光閃閃的高原，三步兩步便是天堂，卻仍有那麼多人，因心事過重，而走不動。柴靜講述白巖鬆，最最遙遠的路。
1
十年前，陳虻找我的時候，原話是說，我們要給白巖鬆找一個女搭檔。我當時還沒想換工作，陳虻說你來我們年會玩玩吧，也見見大家。那年年會是白巖鬆主持的，象他書裡寫的，"以惡搞和折磨領導"為主題，我跟臺長分一組，白問"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臺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最後好象錢包也被搶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現金。我當時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意思。晚上有同事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巖鬆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試一樣，演講稿《柴靜演講稿《身邊的人》》。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是因為巖鬆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一晚上他就問了我兩個問題，問"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象說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就這兩個，他沒再問什麼問題，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2
我剛到連線，沒有任何新聞經驗，日子不好過。現在想起來，他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對我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他心裡估計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當時我不理解他，後來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這個腥烈的戰場上生存。有一陣子我連結尾評論都不會寫了，怎麼寫都通不過，領導等著審，我瞪著眼坐在桌前，他進來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串場詞。我慚愧又感動，一直留著那張紙。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還坐在辦公室剪片子，進來對我說了一句，"人們號稱最幸福的歲月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過回憶起來非常美好"。
3
後來我去了調查，跟他見面很少，幾年中評論部分分合合，不過很多離開的人鑰匙串上，都是掛著新聞評論部的小方銅牌，磨得精光錚亮。2014年會是我主持的，那個年會只剩下一個簡單流程了，輪到巖鬆上臺發言，他就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我們忠誠的是新聞，不是任何領導"底下坐的都是領導，悄然無聲。
4
這幾年，他做時評，天天在新聞的風口浪尖上。有人說，說這些幹嘛，就算沒有風險，有什麼意義。他在書裡寫到他的節目《新聞1十1》，"多簡單的名字，1十1=2，誰都知道，但環境稍有改變，僅僅是有利可圖，就會在一瞬間，讓相當多的人臉不紅心不跳地脫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說的捍衛常識，其實是要用千斤之力來扭住的。他在書裡說到喜歡曾國藩，沒細說，我大概理解一點，因為想要有所建設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說的鍋裡的小魚，兩邊煎，哪方都不討好，保守派覺得你冒進，激進派覺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撐。我沒聽他沮喪抱怨過，我遇到事的時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傳達室裡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裡面裝著書，還有十幾本雜誌，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麼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巖鬆媽媽七十多歲了，我有次見她，老人家看我一會兒，說，老看你節目，別讓你媽擔心。然後說，"我天天看電視，也替巖鬆揪著心。"這話我聽了心裡挺難受，所以有時候也想勸勸他。他就一句話，"有人在前頭，你們也好走些"。
5
他這本新書出版，託人轉我一本，上面寫"柴靜：這一站，幸福"。
我翻開扉頁，上面印著倉央嘉措的詩："一個人需要隱藏多少祕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這佛光閃閃的高原，三步兩步便是天堂，卻仍有那麼多人，因心事過重，而走不動"。
身為同事，看這書時最觸動我的，是他滿腔沒有說出的話。
他曾經以年青人的狂狷，寫過《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歲，鬢角灰白，人生的重負真實地壓在肩上。我們不多交談，只每年秋天，新鮮的內蒙羊肉來了，他就叫上八九個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點兒酒，看臺灣民歌三十年的演唱會。他喜歡胡德夫，一架鋼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紅，轉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頭，韶光逝去無影蹤…"他喃喃自語"我恨不能給他跪下"。我回頭看到他淚光閃閃。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以他的資歷，他本可以選擇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沒有後退，也沒有拐彎，只是往前走去。
柴靜語錄：
★記者不僅是我的職業身份，做新聞也是我生存的一種方式，記者的天職就是調查事實的真相。
★通往人心的道路是最艱難的道路，一個記者可能要付出生命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但是你又必須在這個職業當中恪盡職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人類的心靈需要互相幫助，我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當通過提問將心靈的細節展現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這個世界裡，你不幫助他，你可能也會孤立無援。傳播的力量就是要把這些東西滲透下去，然後才能生長出新的葉子。
★以前，做電臺的時候，我喜歡說，這是一個像流沙一樣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藝和情緒的字眼，而2014年接近25歲的時候，我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下：現在是時候該蹲下來觀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觀察它們的溼度、密度、結構、流向和探究為什麼這樣流向的原因。我慶幸，在邁入成年的門檻時，從自我的世界裡走了出來，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公共事務，關心將自己和這個世界聯絡在一起的東西。
★假如沒有對人的真正的關切，就不能成為記者；假如僅僅停留在對人的關切，而不是對問題的求解上，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記者。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