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酒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酒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由於酒特殊的特性與功用，其一開始就與士人的生活聯絡尤為密切，飲酒早已成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成為士人心靈慰藉與精神寄託的載體。
飲酒不但可以刺激文藝創作者的大腦皮層，使作者的情緒進入高度亢奮狀態，還可以使人暫時擺脫一切束縛，獲得一種自由感，從而調動長期積澱於內心的無意識，誘發靈感，激發創作慾望。因此，飲酒作為文學藝術創作的觸媒古人早已有深刻的認知，
在中國文學歷史上，文人借酒抒懷，留下了大量飲酒詩篇，如陶淵明、白居易、蘇軾，賦予了酒獨特的文化內蘊，從而構建了獨特的詩酒文化傳統。本文將楊萬里與這些文人作一比較，以探究其對酒詩文化的傳承。
關鍵詞：楊萬里；陶淵明；白居易；蘇軾；飲酒詩
陶淵明開創了詩酒傳統，他“有意識將詩與酒‘攀親結緣，並在詩中賦予酒以獨特的象喻意義”，白居易在酒中尋求適意，並將飲酒行為雅化、生活化，蘇軾寄酒為跡，借酒內省，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地。與三人相比，楊萬里的飲酒詩有其繼承與創新之處。
一、與陶淵明比較
陶淵明在其41歲時毅然辭官歸隱，但他的內心埋藏著太多的憤懣，解脫的途徑就是詩與酒，《陶淵明集》“一百四十二篇詩文中，涉及飲酒的達五十六篇之多”。他借酒遣懷，以達到精神上的自在與逍遙，正如蕭統《陶淵明集序》雲：“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在酒中，他可以感悟生命的真諦與人生存在的意義。
陶淵明常飲用綠酒，也自行“舂秫作美酒”（《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漉我新熟酒”（《歸園田居五首》其五）。任彭澤令時，“在縣公田……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酒後“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飲酒二十首並序》其十三），擁有一種“漸近自然”的人性自由。
陶淵明的飲酒更多表現為一種理性的自覺，因為他明白“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而“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飲酒其十五》），人生如寄，時不我待，索性大飲特飲，如其自言：“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遊斜川》）。他在酒中進入了一種不受外物束縛的“任真”狀態，“酒——真——自然，與官場、禮法、世俗構成了對立的兩極”，他的飲酒詩沖淡平和，充分展現了酒中醇美的境界，正如錢錫生先生所言：“魏晉文人的任放和高情遠趣，悲苦而具有美學意味的心態，藉助於酒的力量，得到了肆意酣暢的的發揮”。
楊萬里敬佩陶淵明的人品，常常於閒暇時刻閱讀陶詩，所謂“極知人更賢，未契詩獨好”（《讀淵明詩》），曾尋訪陶淵明故址，並在詩作中吟詠，如“淵明有意自忘言”（《題劉德夫真意亭二首》其二）等，尤其感佩於陶淵明不慕名利，歸隱山居的行為，楊萬里同樣為官清廉，毅然從汙濁的官場抽身而出，他與陶淵明有一種精神上的相似性。
就飲酒詩創作而言，楊萬里10%左右的創作量遠比不上陶淵明40%左右的創作量，但是二人對酒的渴望與喜愛的感情是相通的，二人都將酒視作“忘憂物”，陶詩“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二十首並序》其七），楊詩“酒名忘憂物，未盡酒所長”（《正月三日宿範氏莊四首》其三），這種暫時逃避的心態是相通的；陶淵明在酒中與“道”渾然融為一體，獲得了較為單純的飲酒體驗，而楊萬里酒後的感受比較多元，憂樂參半，五味雜陳；陶淵明飲酒時不講求環境，充滿鄉野氣息，多與農夫交往，如“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飲酒二十首並序》其十四），楊萬里則更加講求酒具與酒品的選擇，以及飲酒的小食與環境，多與文人雅士進行交往，如“南溪春酒碧於江，北地鵝梨白似霜”（《清明果飲二首》其一）。
二、與白居易比較
與陶淵明因政治原因在酒中尋求寄託相類似，中唐時期的白居易也在酒中尋求人生真諦。白居易被貶官後，人在官場，心在山林，他極其仰慕陶淵明的人格，“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訪陶公舊宅》），但與陶淵明“常苦酒不足”不同，他“酒足勝陶潛”（《書事詠懷》），也因此創作了大量飲酒詩，宋人方勺在《泊宅編》中記載：“白樂天……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篇”。
白居易多飲用黃醅、桑落酒，也自行釀酒，包括秋酒“未暇傾巾漉，還應染指嘗”（《答皇甫十郎中秋深酒熟見憶》）、冬酒“一甕新醅酒，萍浮春水波”（《冬初酒熟二首》其一）等。他藉著酒興“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就花枝》），何等快意。飲酒使他“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五），達到尋常人達不到的自由率性的理想境界，充分感受飲酒所帶來的“適”，他的飲酒詩充滿了飲酒的俗世之樂。
白居易淡泊名利，推崇“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適意二首》其一）的生活態度，“以‘適為人生最大最高之樂事，其懶放，其夜酌，均是‘適之表現”。楊萬里對白居易的詩歌推崇備至，“每讀樂天詩，一讀一回好。少時不知愛，知愛今已老”（《讀白氏長慶集》），他用順應自然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人生態度也受到了白居易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作品中多次提到的“身適”、“至適”等是白居易人生態度最生動的折射，如“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為”（《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謁》），這種生活理想與白居易超脫閒適的人生態度發生了強烈的共鳴。
白居易筆下的飲酒過程比較生活化，“一杯復兩杯，多不過三四……更復強一杯，陶然遺萬累”（《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五），楊萬里繼承了這種充滿生活氣息的飲酒方式，“初心且一杯，三杯亦漫許……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寒食對酒》）；白居易對飲酒環境與飲酒器具有所要求，如“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失題》），楊萬里也對飲酒器具有要求，如“且放清風入綠尊”（《攜酒夜餞羅季周》）中的“綠尊”，對飲酒環境的選擇，如“安得花邊對舉觴”（《乙未和楊謹仲教授春興》）賞花時飲酒等。因同處士大夫階層，白居易與楊萬里在遷官途中有機會品嚐到各地美酒，良好的物質條件使他們不僅僅是飲酒，而且是享受飲酒的整個過程，包括對飲酒器具色澤的選擇、對飲酒場所的選擇等，白居易將飲酒行為雅化、生活化的行為方式被楊萬里極好地繼承下來，並體現在自己的飲酒詩中。
三、與蘇軾比較
蘇軾一生官路坎坷，屢遭貶謫，但是他並不為名利所羈，深得陶淵明詩酒之精髓，比之陶淵明飲酒詩的古樸靜穆，蘇軾的飲酒詩更加穩健曠達，體悟的表現也更加外在。蘇軾酒量一般，他自言：“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他稱“酒”為“釣詩鉤”與“掃愁帚”，可見他飲酒的目的是為了引發靈感與消愁開懷，著有《東坡酒經》，如林語堂先生所說，他是“釀酒的實驗者……是飲酒成癖者”。
蘇軾除了飲用白酒、酥酒等酒品外，也喜飲用自釀酒，如“搗香篩辣入瓶盆”（《新釀桂酒》）的桂酒、“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裡清”（《真一酒，並引》）的真一酒等。酒後“醉吟不耐攲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坐上賦戴花得天字》），縱馬飛馳，起舞高歌。
酒給他帶來的不只是豪情，還可以“偶得酒中趣”（《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這種“趣”也是他對人生的解悟，他明瞭“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十二），人生如寄，他可以在酒中尋求到所謂的“真”，這並不是消極與頹唐，而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被“酒”所消解後的瀟灑與曠達。蘇軾不求酒“味”只求酒“意”，達觀的人生態度使他在飲酒詩中借酒內省，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地。
楊萬里也十分仰慕蘇軾的文采風流，在宦遊中多次尋訪蘇軾故居。蘇軾關於飲酒與事物之理的看法“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十七）沿襲自李白的“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獨酌四首》其二），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楊萬里，“不如卷此詩，喚酒一醉倒。狂歌謫仙詞，三杯通大道”（《讀白氏長慶集》），盡情暢飲後，體驗到一種人與自然相通的玄妙感受。蘇軾這種對待生活的灑脫氣度對楊萬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他的飲酒詩作中也有部分豪邁曠達之作。
陶淵明、白居易、蘇軾所遭遇的不幸具有歷史共通性，沒有人能完全清醒地面對全部時間，總要找尋一種或多種寄託，在其中麻痺痛苦、消解無聊、忘記憂愁，以達到精神的愉悅，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酒這種飲品作為寄託。與之一脈相承的楊萬里承襲了他們借酒抒懷的傳統，強烈的生命意識使他極力化解愁苦，人生如夢般短暫虛幻、容易消逝，“萬古賢愚俱白骨”（《醉吟》），只有酒才是真實可控的，“不如耳熱歌嗚嗚，醉帽欹傾衣不紐”（《都下和同舍客李元老承信贈詩之韻》），一切隨心，進退隨緣，自在放曠，灑脫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