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中国大学联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大学联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
大学联考状元毕业后大多销声匿迹，仅十分之一状元职业有案可查
报告显示，本次调查统计到的大学联考状元有350多人，约占1977-1998年大学联考状元总数的25%。其中理科状元190多人，文科状元160多人。当中能统计到其职业状况的有130多人，仅占1977-1998年大学联考状元总数的十分之一。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联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都销声匿迹了，大学联考状元毕业后能见度偏低与现今大学联考状元高曝光率形成鲜明对比。
大学联考状元阳盛阴衰，文理科男状元优势凸显
调查显示，在统计到的350多名大学联考状元中，男女状元比例严重失调，男状元约占64%，女状元约占36%。其中理科状元中，男状元占绝对优势，约占73%，女状元约占27%，女状元不到理科状元总数的三分之一。文科状元中，男状元仍占优势，约占53%，女状元约占47%，女状元勉强与男状元平分天下。可以说，1977-1998年我国大学联考状元呈现出阳盛阴衰的局面。
1977-1998年我国文理科大学联考状元性别比
文理状元 所占比例理科状元所占比例 文科状元所占比例
男64%男73%男53%
女36%女27%女47%
北大清华成大学联考状元首选，中科大高居第三
调查显示，在统计到的350多名状元中，能统计到就读大学的有190多人，约占总数的55%左右。其中，选择就读北京大学的状元最多，有85人，高居第一。选择清华大学就读的有46人，位居第二，其中北大和清华录取状元合计约占总数的70%左右。选择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的状元有16人，位居第三名。选择就读复旦大学状元有8人，位居第四。选择就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6名，列第五名。其中理科状元选择就读清华大学的最多，文科状元选择就读北京大学的最多。
状元归属正在成为衡量大学影响力的风向标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对比1977-1998年和1999-2022年两个时期大学联考状元选择就读高校情况来看，1999年以前状元选择就读的高校相对分散，而1999年以后状元选择就读的高校非常集中。自1977年以来，北大和清华一直都是状元的首选高校，而其他高校在不同时期情况则不同，如中国科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1977-1998年是状元报考人数较多的高校，而最近几年则少有状元问津。特别是2022年香港高校纳入内地统一招生后，部分高校在状元心目中的地位已基本上被香港高校所取代，而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也对北大、清华发起强有力的冲击。相对来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则表现比较稳定，不同时期均有一定数量的状元选择报考。
1977-1998年中国最受大学联考状元青睐大学排行榜
名次学校名称所在地区状元人数
1北京大学北京85
2清华大学北京46
3中国科技大学安徽16
4复旦大学上海8
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6
6南京大学江苏4
7中国人民大学北京3
8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尽在本站范文网。
【第2篇】中国职业经理人生调查报告
在中国，对于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当属《经理人》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自1998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职业经理人调查以及华信惠悦(watson wyatt)亚太区人力资本指数(hci)、薪酬趋势研究报告等。笔者曾有幸成为兰邦的调查对象，被告知接受调查的资格之一是目前在职且月薪在5000元以上;同样，华信惠悦调查的对象也是一些正常运作的知名公司。很显然，这些调查面向的职业经理阶层是在职而非在野，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群体的客观存在。虽然这个处于离职状态群体的具体人数难以估计，然而以笔者归国后应聘以及后来主持招聘的切身体验来看，这个群体人员应不在少数。笔者认为，缺乏了对这一群体的深入调查研究，就难以真正凸显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因而也就难以揭示中国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放眼于未来，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的今天以及明白他们的昨日。
他们的昨日
科学研究证实，人的口味喜好大多是在8岁以前形成，尽管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口味喜好，然而却很难彻底改变口味习性，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大多喜爱自己母亲饭菜的根本原因。当审视这一代基本已过而立之年的职业经理人时，我们就必须正视他们成长环境对其思想行为定型与人格形成的后天影响。
从幼儿园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市场经济离他们极为遥远。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这种先天不足*后天补养往往难以完全弥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职业经理人商业直觉与敏感、对于其营商理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大学时代，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础设立至为重要的时刻，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校，即使是经济类专业出身，这一阶层又能学到些什么?今天看来，当时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并且其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那时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要刻苦许多，然而他们所能接触的经济理论领域完全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世界，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代职业经理人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上的后天失调。
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职业经理人的摇篮——东西方mba教育的不同：在西方，如果没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经商潜质，是难有资格接受正规高校mba教育的——美国大学mba就学之前基本有着四五年以上的职业经历，而我国mba入学资格是通过统一联考(单科考试)评判考生的理论学习成绩决定;我国mba教育套用的是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与培养模式，而这本身就与mba的市场要求背道而驰——因为mba是在培养职业经理而不是研究人员;西方的mba是一种职业训练，而中国的mba是一种学历教育;西方的m ba毕业时要求做一个项目报告，而中国的m ba毕业时却是要求写论文，所以西方的mba在模拟着一个又一个实战案例，而中国的mba在记录着一个又一个西方经济故事、背诵着一条又一条经济学定律;更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西方的mba案例教育注重的是团队如何沟通、协作攻关，而我们的mba往往还局限于单兵作战、个人奋斗。已有专业人士尖锐的指出，西方的mba教育是斗兽场或者竞技场，而中国的mba教育更像是一个美容院。
因而，于这种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就整体而言，他们身上不得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商业直觉敏感程度的相对降低以及知识结构上难以系统、全面的缺陷。在具体的实战表现上就是战术层面的相对较高水准而在战略层面上的难以统筹全面，这一点在资本运作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这又难免造成职业经理们内心深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足及职业行为底气不足，进而导致其营商行为的偏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职业经理整体表现并不“职业”。
他们的今天
我们还必须正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认知差异：我们所讲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指某一具体的个人，而西方强调的基本是一个职业团队——由于立论基础思想的不同导致的同一概念产生很大的差异：中国企业往往看重的是某个职位的作用，是领袖中心;而西方企业往往注重团队及组织的功能，是建设制度，这与西方电影作品里描述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这导致西方企业是从组织角度来规划职位，而中国企业往往从职位角度决定组织——从组织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企业发展战略，讲究团队协作;而从职位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具体战术，讲究个人权谋。
以笔者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工作经历感觉，西方的职业经理在个人能力方面并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缘自社会机制的完善，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所以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而言，他需要不断强化的只是自己的专业经营管理技能。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能够影响企业发展因素的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这形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能力与魅力，或者说权谋。
因而，在现时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我们感觉到太多的权谋成分，而权谋的盛行除却文化的原因，还与我们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体系极不完善密切相关。
他们的未来
自1954年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ker)在《管理实践》一书中(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正式叙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管理方法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评估、选拔、培养、使用、考核、激励及流通体系，并形成了良好的相应市场、法律与人文环境。西方国家战后所创建的经济奇迹，其高职业素质经理人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层已经影响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虽然，国际经理人联合会imu(international managers union)推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认证(ipm：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nager)体系目前已被纳入我国国家人才管理系统，并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经或将出台类似的经理人资格认证，然而笔者较为认同中国人民大学郭华秋博士的观点：以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行为，难以起到规范经理人市场的作用;由政府部门组织培训、颁发证书，其内容是否切合市场需求令人生疑;并且，像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因局限在很小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性，容易制定出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化指标，而职业经理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职业，其中领导艺术、判断能力及eq等“软”能力占据很大比重，从而*现行评估工具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的软肋所在：与社会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学术腐败。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他们还远未“职业”，充其量只能称为“准职业”水平。他们的不足是全方位的，这种不足愈发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以及对资本意志的屈从。他们对未来普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深层恐惧，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未来以换取今天的安全，这个未来包含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诸多美好的东西。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只能加速燃烧自己，许多人的职业年限大大缩短。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 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可以把握。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正作为一股重要力量走向中国经济前台，不仅仅需要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仰仗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第3篇】中国女老板生存状态：关于职业女性的调查报告
中国女老板生存状态：关于职业女性的调查报告
当人们听说一个成功商界人士的传奇故事，很可能被故事情节所吸引，而且重要的是，如果讲述中没有表述任何显示性别的细节，人们通常会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男性的故事。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一个传奇式男老板的故事，不管这种传奇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却很难接受一个女老板可以用同样正当、诚实、道德、传奇的方式实现成功，对于这种表面成功的背后，往往产生不好的推论。
其实，这种表象的下面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接受一个女性领导者的成熟而自然的心理调查一：不受欢迎的女老板在我们周围，往往会听到这种抱怨：女老板缺乏魄力。她们比较迟疑，做事不决断，“她们的管理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她们容易输”；女老板事多。
“她们对于别人的意见太敏感，爱找岔儿”；女老板太小气；女老板更注意效率和细节。她们是制度的奴隶，穷于关注细碎事务，“把人看得太紧”；女老板更能挑毛病。
“女人要比男人挑剔”；跟着女老板没什么面子。“你见过哪个优秀的男人给女人拎包的”？其实，听到这样类似的抱怨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对于女性站在商界巅峰的不适感由来已久。《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就1000名男性和900名女性高级工商主管进行过访问，其中2／3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他们对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感到不舒服；同时只有9％的男性主管和15％的女性主管表示会乐于在一个女老板手下工作。
罗莎贝思.肯特在她的《公司中的男男女女》一书中写道，“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商界存在着支持男性领导会更好的态度。许多研究表明，无论男女都并不倾向于接受女老板的领导”。
现有理论认为，由于男性在其自然的和幼年教育中就更具竞争与领导倾向，因此男性是更合宜的领导者，而对于一些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女性领导者，有些人则会认为她已经“男性化”了，或者“没有女人味了”。但对于实际的男性与女性主管的经营管理表现加以观察、访问或者比较，并不能证明两性主管的真实表现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对于大中型机构内的男女领导者的研究显示，男女两性在接受职业训练上并不会有刻意的差异，而且在他们实际使用的基本管理策略与风格上存在的差异也非常有限。只不过女性主管对于晋升的要求明显不如男性主管强烈和普遍。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这种相当普遍的对于女老板的不利印象呢？一位接受调查的经理毫不掩饰地说，“为什么是女总裁，难道公司里男的都完了吗？”这种女性领导的家庭模式实际上类似“妻管严”现象，当事人的幸福程度可能并不比非“妻管严”家庭低(正如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同事对于女老板的评价并不比对男老板低一样)，但是它仍然是一种被嘲弄的对象，未婚者很少公开宣称以选择这种模式为自己的骄傲，当事者则或多或少否认自己接受的是“妻管严”模式。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偏见。
多数人认为，接受女性领导，在传统的男性主义文化中代表着一种“耻辱”。因此，虽然要选择一个具有领导能力和潜质的合适男性与选择一个合适的女性领导者的难度一点都不会小，但是在人们惯性的观念中，男性形象比女性更接近现成的理想老板形象：强劲、果断、待人的度量、看问题的高度和处理问题的策略水准。
可能在一开始，女性领导者就会蒙受某种不利的舆论与偏见。劳.莱威基及其他作者在去年再版的《谈判》一书中，列举大量的事例证明，女性谈判者在各类谈判中系统地存在着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情况。
对女老板的不利印象不过是女性的这种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领导管理领域的表现。调查二：跳不过晋升的门槛年方三十，拥有自己独立咨询管理公司，涉及广告、网络、教育、咨询等多个行业的李小姐眼下正在忙着一件事：通过建立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将企业生存的根本由个人的信誉向着企业实力转变；将个人的资源和斗志向着团队整体的战斗力转变。
身价百万而又年轻有为的李小姐无疑是诸多年轻女性的榜样和羡慕的对象。而李小姐之所以选择自立山头最初却是出于逼上梁山。
李小姐曾经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过，五年后，当她发现自己的辛勤工作给企业带来了大量收益，而最终却停留在部门经理这个位置再也动不了时，李小姐决定走人。“我自己给自己晋升还不行吗？?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小姐以退为进反倒成就了一个成功的女性领导，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白领而言，做到中层领导职位，想进一步晋升，就如同面对一个透明的玻璃顶，未来看上去近在眼前，却怎么也跳不过去。
如果让大家勾勒出一个“成功的老板”形象，相信99.99％的人可能会画出一位男性老板。因为人们的头脑中，男性老板的典型远远比女性多得多。
同时，女性领导者的分布状况进而成为她们寻求发展和变化的障碍，比如在行业中，女性主管被认为更适合担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科技研究、商业贸易等领域的工作；在组织内部，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作为副手和中层管理者；在分工方面，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从事行政后勤、操作性和执行性的事务。从某个角度来说，习惯上认 为女性适合担任的领导角色会进一步形成对于女性领导的较为不利的刻板印象。
上海一家策划公司曾经在针对都市职业女性的一个调查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在公司经理层中，男性为57.9％，女性为42.1％，基本平衡，但是在总经理的职位上，男性比例约为83.4％，而女性则锐减为16.6％。是什么阻碍了职业女性的进一步晋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佟新通过对60多位女性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整理了45万字的宝贵资料。
佟新发现，女性高层领导者的罕见是一种性别意识形态在潜在地起作用。传统性别意识形态赋予男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以最高的价值，由此社会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性别行为标准的刻板印象，例如，成功的女人家庭生活肯定不幸福，女人的幸福建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之上，母爱是天性，没有母爱的女人是坏女人，等等。
在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社会会形成一系列有关什么是好男人和什么是好女人的标准和性别气质形象，如男性是进取的、智慧的、高效的，而女性是温柔的、被动的、效率不高的；男人的成功在于事业，女性的成功在于家庭等等。这些男性应当做什么和女性应当做什么的理念能够支配人们的思维，几乎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
到最后女性自己会冒出这些念头：这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我已经满足了。现在的职业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上一代女性职业生活的积极影响，但当她们面临的职业发展机会比以往更多时，很多优秀的女性内心却更矛盾了。
1949年后的30年，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性话语使那个时代的女性往往以工作为乐、以事业为荣。1965年以前出生的女性(这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当她们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时，她们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当成好女人，她们会相对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职业成就。
而此后出生的女性们，特别是职业有了一定成绩的女性们常常会面对角色冲突，甚至总是处于自责或选择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寻找好母亲?、“寻找好女人?、“寻找好妻子?的声音，这一系列的“好?可以与革命性话语下塑造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现在女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人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想象。现实中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白领丽人的潇洒、下岗女工的疲惫、女领导的强悍、打工妹们的艰辛以及全职太太的舒适，又使她们面对职业发展时矛盾重重。
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男性主流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在女性内心交织，这种社会期待带给女性的困惑无形中成为女性晋升领导职位时一个跳不过去的玻璃顶。调查三：铁腕还是温柔国内知名手机厂家的技术主管杨女士经常遇到这样的趣事，每次出去吃饭，不管是做东还是被请，不管是陪朋友还是陪客户，不管是与男士还是与女士，服务员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当成主人，菜单要向她询问，茶水要经她点头，账单也总是送到她的面前。
对此杨女士有点哭笑不得，而朋友们也总是笑她“领导相”十足，举手投足间，那种惯于决策的风格便露了出来。杨女士的确是那种雷厉风行，果敢魄力的铁腕主管。
她的下属是这样描述她的，说起话来铿锵有声，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交待工作有板有眼，决策问题当机立断，对待下属奖惩分明，实在是让人又敬又畏。另外一位广告公司的客户总监郭小姐则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郭小姐个头不高，面相显小，尽管工作资历已经五年，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下属从来不敢小瞧她，郭小姐就那么轻轻松松地把复杂的工作任务分配得有条有理，遇到难题身先士卒，批评下属也是轻声细语，但却句句都在点子上，由不得人不服气。
人们在谈到女性领导者的时候，经常会引起非议的是管理风格。比如说杨女士很可能被看作是铁腕主义者、女强人，郭小姐则会被认为和风细雨式的小女人，而当公众说到无论是“女强人”还是“小女人”，显然并非完全的褒义。
德伯拉.泰能在《发言权：谁的话会被听进去以及为什么》一书中揭示了男女权威在发表自己观点时的风格差异(但容易会被他人认定为是人格与行为能力的差异)，部分地能够说明人们何以对女老板容易形成一些偏见：女性会在她们的讲话中更可能显示不确定性，更容易提出问题，女性更经常说“对不起”，而男性则更可能减少在其表达中的疑问，增加自己意见的确定性。这种倾向使得男性更能比女性表现出自信和掌控。
当描述成就时，女性更多说“我们怎样”，而男性更多会说“我怎样”。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差异，但男性的个人特质会更突出，这一点对于外界人士形成对于个人人格的不同感受尤其具有影响力。
女性更可能表达其负面反馈(但并不表明她们只是或较多看到负面)，并比男性更乐于接受赞美。这使得与女性共事更易使人产生压迫感和缺少激励性。
应该承认，男女无论在他们的自然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特征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但是除了少数性别文化具有单一性别倾向，如军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组织、远洋运输与重型运输等组织，作为常规社会组织，比如公司，其成员性别分布具有更平衡的分布，因此作为团队成功的协调者和领导者，越来越需要老板和主管们在自身的领导风格上塑造两性均能接受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中性化”。
但是女老板的管理风格却更容易受到攻击，同一种社会行为却有不同的社会反应。女老板的“中性化”虽然可能给实际的同事环境中的成员带来好处，但却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反弹，因为它刺激到公众心目中惯性化的传统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而如果女性与男性同样采取一种温和的领导方式，男老板的“中性化”或者说“软性化”更多被人们解读为一种褒义表现，而女老板的温和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魄力。由于现代组织的多样化、组织成员文化的多元化、管理风格的多样化实际上也成为必需。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女老板所在的主要领域。调查显示，行政工作和人事工作是大家所认为的最适合女性的工作，尤其是行政工作，其中选率为71.4％，而人事工作以57.8％居次席。
女性天生的细心和温柔使她们可以成为成功的行政主管、人事主管。女性管理风格上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其实比男老板的优点更突出：探究准备充分，对团队感受敏感，强调授权清晰，讲求沟通和对话，较少与团队成员强势争夺利益。
由于女性领导者的成功可能要耐受较男性更多的挑战与心理压力，她们更能理解被领导者的心理，更易形成团队的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女老板领导所带来的整体效益可能并不会比男老板低。
调查四：居安思危每到周末，清华、北大、人大的校园里不乏名牌轿车出没，究其原因，一些企业高层领导利用周末前来听课。有趣的是，在学习和充电的问题上，似乎总是女性比男性态度更积极。
女主管、女经理人甚至女老板对于自身发展，自我提升的迫切要求也不例外。女性领导者似乎更能体会居安思危的意义。
方女士是一家it公司总裁助理，她的工作重心在于决策和管理，在职场，多数时候要百分百地漠视自己的性别，而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外界打交道。由于负责公司在全国的销售业务，她算是一个标准的“空中飞人”。
但是在飞来飞去工作之余，她还决定报考mba，尽管由于工作紧张，方女士的辅导课程十有八九是错过了，但这并不能动摇方女士考一把的决心。“做到这个位置并不容易，每天都能感觉后生可畏。
不给自己多加点砝码实在不安心。”32岁的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刘女士深感要学的东西太多，全脱产30年也学不完。
什么科学教育与培训、绩效考核管理的策划和实施、休闲办公环境的创设等等，但时间那么有限，都是下班后的“散碎银两”，于是权衡再三，选择了自己最薄弱的环节，而且是“细水长流”、无法一蹴而就的学业，但也是最终必定十分有用的学科———英语口语。刘女士深知入世后，英语人才将大有用武之地，像自己这样光有管理才能的人已经颇为落伍。
新一代既拥有高等学历，同时又有良好外语能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自己想比他们只是多了几年经验而已，很快就会被赶上来。有调查表明，目前中国的女企业家约占中国企业家总数的20％，而且这比例在不断增长。
目前我国的emba学员中，女性在许多学校也占据了10％的比例。从国外的惠普、柯达、雅芳、玫琳凯到国内的海尔、联想，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者走向前台。
当人们试图研究女性领导者成功的原因时，这些领导者却更倾向于讨论未来的发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20xx年5月开始推出第一期女性管理者课程，在招生简章上，赫然写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优秀的企业、政府及其他部门的中高层女性管理人员，首期只招收35名优秀职业女性，学习费用3万元。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条件进行资格审核，组织面试。尽管有着苛刻的条件、不菲的费用，方女士仍然决定报名参加，“费用是小事情，关键是我可以找到一个与自己同类人智慧碰撞的平台。
每天面临的压力那么大，实在想知道自己的同类人都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小英女士指出：女性领导的成功比男性更加来之不易，女性管理者面临的压力和问题也比男性更多，在他们看来，要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持续成功，需要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和增长更加丰富的知识，压力不仅仅来自管理，还有社会、家庭。
正是压力的存在，使得女性领导者有着更紧迫的学习需求。现代社会赋予大批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干的职业女性更多的机会，我们时常看到在外企崭露头角的女性成功故事经过传媒渲染，风光无限，却忽略了这些女性领导者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女性职业发展，而女性自身的职业经验、受到鼓励的程度以及相关的性别交往都可能使女性做出多元化的选择，但在迈向与男性职业发展相同的道路上，女性的代价要大得多。同样在迎接未来挑战的时候，女性领导以更敏感的心智提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方能立于不败。
在百度搜索:中国女老板生存状态：关于职业女性的调查报告
【第4篇】中国女性职业与幸福感的调查报告范文
在2022年的中国，大多数女性将成功定义为健康、家庭和幸福，尤其是期望事业和家庭双成功，这也是多数女性在职场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不过，年龄、婚姻和生育改变了女性追求事业的方式——女性结婚生子后，开始重视工作的时间灵活性和稳定性，这恰恰和鼓励承担更多责任和挑战的就业市场需求背道而驰。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在职场中“向前一步”，需要伴侣在承担家务和抚养孩子方面给予支持。以下是关于中国女性职业与幸福感调查报告，旨在理解并探讨中国职业女性在职场，生活及社会中的目标、需求和挑战，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与理想。
七成女性认为事业和家庭都是同样重要的。根据不同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居住地统计结果发现，每个类别中的大多数女性仍然认为事业和家庭都是同样重要的。认为婚姻/家庭比事业更重要的70后女性比例(10.56%)比90后女性比例(5.99%)高出近一倍。
认为家庭/婚姻比她们的事业更重要的已婚无子女的女性的比例高于单身女性。然而，“孩子”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那些已婚无子女的女性(8.44%)，认为家庭/婚姻比事业更重要的女性中，已婚有子女的女性比例(16.04%)是已婚无子女的女性的近两倍。
相比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女性(9.83%)和在二线城市工作的女性(9.66%)，更多在三线城市工作的女性认为婚姻/家庭比事业(14.62%)更重要。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女性更倾向于视职业和家庭同等重要。
调查发现女性定义成功的前三个要素是——健康(68.28%)，婚姻/家庭(45.82%)和幸福/满足(40.73%)，这些是不直接与事业成功相关的要素。而人们通常认为的和事业成功相关的要素——金钱、权力和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声誉的比例却最低。
一个女性的婚姻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是否把“家庭”作为定义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大一部分单身女性以“自我实现“作为定义成功的重要要素(40.09%)，而有同样想法的已婚无子女的女性和已婚有子女的女性仅占28.69%和26.01%。与之相反，61.27%的已婚有子女的女性以“家庭”来定义成功，而单身女性仅占33.45%。一旦女性结婚并有了孩子，金钱、权力和社会影响作为成功因素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而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重要性会显著增加。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认为她们在职场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矛盾，而不仅是职场本身的挑战。我们认为，解决这个挑战有两种方式：
让更多男性参与进来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男性一同参与到改变社会观念的努力中来，促进男性和女性承担同等的家庭责任，如通过邀请男性榜样来支持女性，同时倡导和鼓励更多男性在家庭中支持女性。
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种方式是鼓励企业为所有员工提供一个更好地促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环境。可能的方式包括为男性和女性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选择(特别是刚刚有孩子的那几年)，提供更长的男性陪产假或通过多种方式实施育儿支持制度(有些制度已经受到了员工们的热烈欢迎，如允许在家工作、公司内提供母婴设施、建设企业托儿所并以补贴方式对员工开放等。)
【第5篇】中国职业经理人生态报告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
XX年初夏，我当时主持工作的一家深圳公司面向全国招聘高层人员。虽然公司成立不久、名不见经传，然而在广告发布后，短短时间却收到了以千计数的求职申请，其中不乏现时海内外名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些人职业经历的辉煌让我也汗颜不已。许多人驾车前来面试，其中有一位开着自己的奔驰。这是一位深圳原知名it企业的老总，因大股东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司解体。8年的辛劳付之流水，他也被无情的抛弃，问题是他再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或许正是因为惺惺相惜，他离去时的真情相告才让我大为震惊：“您别看我开着自己的大奔，我还有自己很好的房子，可这些都是按揭的，我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晚餐的钱在哪里……”40岁的年龄，对于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本来是精力、能力以至于事业的巅峰时期，才华横溢、老成持重的他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我们征询他的工作与待遇要求，我感受到他的要求已不希冀多大的职业发展空间，而已完全出于一种安全的考虑，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对资本的深深戒备与恐惧。这种安全保障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只能看着他黯然离去。
以后从银行界的朋友处了解到，由于职业经理们的工作变动，造成按揭还贷困难的现象全国都有发生。这不得不让我关注职业经理们背后难为人知的一面。由于自己曾经主持过大连、济南、深圳等地公司面向全国的招聘，或许因为我同样坎坷的职业经历，或许因为自己身上尚存的那点山东人的憨直与真诚，使我得以获取信赖进而了解一个相对真实的职业经理人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舆论的报道、常人的想象似乎大不相同。
在中国，对于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当属《经理人》与兰邦市场调查公司自1998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职业经理人调查以及华信惠悦(watson wyatt)亚太区人力资本指数(hci)、薪酬趋势研究报告等。笔者曾有幸成为兰邦的调查对象，被告知接受调查的资格之一是目前在职且月薪在5000元以上;同样，华信惠悦调查的对象也是一些正常运作的知名公司。很显然，这些调查面向的职业经理阶层是在职而非在野，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群体的客观存在。虽然这个处于离职状态群体的具体人数难以估计，然而以笔者归国后应聘以及后来主持招聘的切身体验来看，这个群体人员应不在少数。笔者认为，缺乏了对这一群体的深入调查研究，就难以真正凸显职业经理人总体生存环境与状况，因而也就难以揭示中国职业经理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
放眼于未来，我们就必须理解他们的今天以及明白他们的昨日。
他们的昨日
科学研究证实，人的口味喜好大多是在8岁以前形成，尽管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口味喜好，然而却很难彻底改变口味习性，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大多喜爱自己母亲饭菜的根本原因。当审视这一代基本已过而立之年的职业经理人时，我们就必须正视他们成长环境对其思想行为定型与人格形成的后天影响。
从幼儿园直至中学毕业，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市场经济离他们极为遥远。由于自小缺乏对商业世界的切身体验，这种先天不足*后天补养往往难以完全弥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职业经理人商业直觉与敏感、对于其营商理念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大学时代，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基础设立至为重要的时刻，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高校，即使是经济类专业出身，这一阶层又能学到些什么?今天看来，当时的许多经济理论不仅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并且其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尽管那时的大学生与今天相比要刻苦许多，然而他们所能接触的经济理论领域完全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世界，这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代职业经理人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上的后天失调。
让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职业经理人的摇篮——东西方mba教育的不同：在西方，如果没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与经商潜质，是难有资格接受正规高校mba教育的——美国大学mba就学之前基本有着四五年以上的职业经历，而我国mba入学资格是通过统一联考(单科考试)评判考生的理论学习成绩决定;我国mba教育套用的是研究生的教育体制与培养模式，而这本身就与mba的市场要求背道而驰——因为mba是在培养职业经理而不是研究人员;西方的mba是一种职业训练，而中国的mba是一种学历教育;西方的m ba毕业时要求做一个项目报告，而中国的m ba毕业时却是要求写一篇论文，所以西方的mba在模拟着一个又一个实战案例，而中国的mba在记录着一个又一个西方经济故事、背诵着一条又一条经济学定律;更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西方的mba案例教育注重的是团队如何沟通、协作攻关，而我们的mba往往还局限于单兵作战、个人奋斗。已有专业人士尖锐的指出，西方的mba教育是斗兽场或者竞技场，而中国的mba教育更像是一个美容院。
因而，于这种生态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就整体而言，他们身上不得不烙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商业直觉敏感程度的相对降低以及知识结构上难以系统、全面的缺陷。在具体的实战表现上就是战术层面的相对较高水准而在战略层面上的难以统筹全面，这一点在资本运作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这又难免造成职业经理们内心深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不足及职业行为底气不足，进而导致其营商行为的偏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职业经理整体表现并不“职业”。
他们的今天
我们还必须正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这样一个认知差异：我们所讲的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指某一具体的个人，而西方强调的基本是一个职业团队——由于立论基础思想的不同导致的同一概念产生很大的差异：中国企业往往看重的是某个职位的作用，是领袖中心;而西方企业往往注重团队及组织的功能，是建设制度，这与西方电影作品里描述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这导致西方企业是从组织角度来规划职位，而中国企业往往从职位角度决定组织——从组织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企业发展战略，讲究团队协作;而从职位角度所做的岗位工作分析侧重于具体战术，讲究个人权谋。
以笔者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工作经历感觉，西方的职业经理在个人能力方面并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成功很大的原因缘自社会机制的完善，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法制环境。在这种有序的环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相对可预测以及可控制的保障。所以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而言，他需要不断强化的只是自己的专业经营管理技能。而在我们国家，因为体制以及发展的限制，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导致能够影响企业发展因素的难以预测与把握，因而中国企业必须具备能够在外部及内部强权控制的人物。这形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能力与魅力，或者说权谋。
因而，在现时的中国职业经理人身上我们感觉到太多的权谋成分，而权谋的盛行除却文化的原因，还与我们这个社会法律、道德体系极不完善密切相关。
他们的未来
自1954年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ker)在《管理实践》一书中(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正式叙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与管理方法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职业经理人评估、选拔、培养、使用、考核、激励及流通体系，并形成了良好的相应市场、法律与人文环境。西方国家战后所创建的经济奇迹，其高职业素质经理人的卓越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层已经影响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虽然，国际经理人联合会imu(international managers union)推行的职业经理人资质认证(ipm：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manager)体系目前已被纳入我国国家人才管理系统，并且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政府也已经或将出台类似的经理人资格认证，然而笔者较为认同中国人民大学郭华秋博士的观点：以政府行为来取代市场行为，难以起到规范经理人市场的作用;由政府部门组织培训、颁发证书，其内容是否切合市场需求令人生疑;并且，像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因局限在很小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性，容易制定出一个强制性的规范化指标，而职业经理人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所有职业，其中领导艺术、判断能力及eq等“软”能力占据很大比重，从而*现行评估工具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这一切都直指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研究的软肋所在：与社会现实需求的严重脱节以及学术腐败。
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他们的生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环境。就从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这些条件与职业环境还远未成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现时中国“职业经理人”还只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觉：他们还远未“职业”，充其量只能称为“准职业”水平。他们的不足是全方位的，这种不足愈发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以及对资本意志的屈从。他们对未来普遍有一种难以把握的深层恐惧，现实逼迫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未来以换取今天的安全，这个未来包含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诸多美好的东西。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只能加速燃烧自己，许多人的职业年限大大缩短。35岁，本应是职业经理的黄金年龄，对于许多经理人而言，却已是一道可怕的门槛。 可悲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可以把握。中国职业经理人真正作为一股重要力量走向中国经济前台，不仅仅需要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仰仗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