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經濟研究 篇一
【關鍵詞】少數民族商業經濟；發展；政策
一、少數民族商業的概念
一般意義而言，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中闡明瞭其對民族概念的認識：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隨着經濟的不斷髮展，社會的不斷進步，新時期對與民族的內涵又有了新的定義，從廣義的範圍上來説，民族就是國家，或者説是以國家為界限的綜合體，通常所説的“民族品牌”中的民族就是從廣義的角度上來説的；從狹義的範圍上來説，民族指的就是一國國界範圍內的少數民族羣體。由於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賦予了現代民族雙重性的特徵，本文主要從狹義的角度入手，剖析民族商業政策的問題。在美國以下羣體（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對公司的佔有率不少於51%的企業，即定義為“minority business”；而在歐洲，宗教、信仰、習慣與主流羣體不同的階層（如移民階層）開辦的公司，稱之為“ethnic minority business”，或者“immigrant business”，與公司所有權沒有硬性關係。由此可見對於這個概念，不同的國家有着不同的定義，我們可以從宏觀的角度上這樣定義少數民族商業：在一國國界之內，以不同的風俗、地理等因素為界限的同民族的經濟綜合。國內每一個民族的經濟活動的總和是國民經濟組成部份。
二、少數民族商業的優惠政策
（1）通過宏觀政策進行指導和調整，發展民族商業，有利於縮小不同民族間的收入差距，有利於維持社會的穩定。貧富差距是引發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在世界歷史上，有很多國家和地區是由於這個原因走向分裂甚至是內戰，如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當今世界主要“熱點”國家和地區，政治動盪、內戰不斷，原因有很多，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過大。（2）發展民族商業有利於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當今時代，是商品經濟的是時代，然而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想對較低，有些甚至還處於前工業化時代的農業經濟階段，主要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畜牧業、狩獵和捕魚、半農半商、手工業為主要得生產方式。因此這些地區的比較優勢、絕對優勢和潛在優勢難以發揮，整個國家很難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將會導致富裕的地區發展陷入停滯，民族地區則更加趨於貧困。發展民族經濟，將先進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帶給貧窮落後的地區，有利於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3）有利於全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民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與全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實現，而公平與效率的實現是構建和諧社會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每個人都有追求富裕的權利，而國家和政府有義務提供這種政策上的幫助。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存在地區經濟差距，公平得不到實現，則無法調動整個社會民眾的積極性，效率也得不到提高。民族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除了一些客觀因素以外，與國家的政策傾斜也有一定的關係，這些政策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但由於一些客觀因素的影響，有些地區是政策覆蓋不到的，因此也就產生了一定的不公平，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是提前考慮到這些影響，有利於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實現，這也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
三、我國少數民族商業現狀
我國西部地區，地域廣袤，人口稀疏，土地面積佔全國的56%，人口僅佔總人口的22.7%。據有關資料統計，民族地區擁有的稀土、鉀鹽、鎂、鉻礦儲量佔全國90%以上，雲母、鹽礦儲量佔全國80%以上，汞、錫、錳、石棉、砷礦儲量佔全國60%以上，煤、銅等儲量也佔到全國的35%以上，石油、天然氣資源也很豐富，西部地區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產地，為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西南、西北地區又是欠發達的農牧業集中區域，由於長期的不合理開發利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植被稀疏、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樣鋭減等，不利的自然環境制約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嚴酷的現實使人類逐漸認識到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西部民族地區產生以生態破壞為主的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方面：經濟原因和社會原因。（1）經濟原因。第一，西部民族地區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仍未改變以資源開發為主的傳統發展模式。據統計，西部地區採掘工業和原材料加工業的產值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遠遠高於東部地區。不可否認，西部民族地區的這種工業結構曾對緩解國家能源、原材料短缺，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過度索取和三廢對自然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第二，經濟建設指導工作上習慣於運用行動計劃手段，往往忽視了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第三，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以粗放經營為主，依靠消耗大量資源換取暫時的經濟增長，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2）社會原因。在西部民族地區影響生態環境的諸多社會因素中，人口分佈不合理和貧困面廣、公共產品比重低是兩大主要社會因素。第一，超過自然經濟綜合撫養能力，造成人口壓力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西部民族地區人口分佈不合理程度隨着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和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而逐漸加劇。第二，目前我國3000多萬貧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區，地形惡劣、交通閉塞、信息不暢的生存環境，使經濟貧困往往伴隨着知識貧困和公共產品的貧困。有關研究表明，西部民族地區知識發展差距遠大於經濟發展差距，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48.66%和32.92%；其中，、青海分別高近4倍和3倍。第三，西部民族地區的醫療、文化教育、交通和通訊等社會公共產品比重也遠遠低於東部地區。
四、我國對少數民族的扶持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規定：“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民族共同繁榮”。第4條規定：“國家根據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個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第122條規定：“國家從財政、物資、技術等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1）財政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積極領導少數民族農牧民開展農業田基本建設和草原基本建設，採取各種措施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政府通過無償發放農具、發放生產資金、減免農牧業税、發放無息或低息貸款等措施，扶持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2）商業政策。根據1997年10月國家民委、經貿委、體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加強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工作的通知》規定：“九五”期間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優惠政策，必須體現為廣大少數民族羣眾生產生活服務的根本宗旨。優惠政策適用於省、州級民族貿易公司經營少數民族特需用品、生產生活必需品、藥品、書籍下鄉及收購少數民族農牧副產品的經銷活動；民族貿易縣內的國有商業、供銷社、醫藥公司、新華書店經營上述商品和鄉鎮以下的民族貿易企業的經銷活動。同時規定：由全國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聯席會議辦公室每年確定改革試點企業，同樣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其他給予國有中小企業試點改革的有關優惠政策。（3）扶貧政策。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是國家組織扶貧攻堅的重點扶持對象。國家對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採取的特殊政策主要是：放寬標準，擴大扶持範圍，加大扶貧力度，在扶貧資金和物資的分配上重點向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傾斜，安排專項扶貧資金。（4）對口支援政策。對口支援是中央為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對口支援以科學技術支援和人才培訓為主，提高經濟效益，促進智力開發；促進民族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其形成自己的支柱產業和拳頭產品，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對口支援要促進民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利用民族地區的區位優勢，積極幫助邊疆民族地區發展邊境貿易，聯合建設出口商品基地。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中華民族工作年鑑[M]．北京：中華民族工作年鑑編輯委員會，2002
[3]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
金融經濟研究範文 篇二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對於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後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着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並不是因為缺乏能用於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
二、由分業管理機制向混業發展的原因
1.從需求方面考慮：首先，眾所周知，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固定匯率制度崩潰，打破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平穩狀態，金融業進入到了動盪期。金融業的風險激增，金融危機頻繁爆發要求金融業必須實行混業經營。其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為了在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金融業不得不擴大經營規模和業務範圍，金融分業管制模式限制了各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使他們在全球競爭中逐漸落到下風，因此，這些國家紛紛放棄了分業管制政策。
2.從供給方面考慮：首先，隨着經濟技術的發展，導致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各類經濟主體為了防範風險，對保險業的依賴增強了；與此同時，經濟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企業效益，這使得他們擁有更加充足的財力支付保費。由此可見，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必然推動保險業快速發展。其次，以計算機技術和無線網絡技術為特徵的新技術革命大大降低了金融通訊和數據處理成本，從而促進了金融信息傳播和科學管理，為金融機構提供多種業務服務打下了基礎。最後，近年來人們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銀行倒閉、股市崩盤等相關事宜做的分析表明，分業管理也並非是恢復公眾對商業銀行體系信心、化解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合作衝突和預防銀行壟斷的唯一法寶，因此，從理論上也給了混業經營以發展空間。
三、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情況
1.逐步走向國際化。從全球十大銀行以及金融集團排名的巨幅波動我們可以看出，全球都被捲入了兼併浪潮之中。兼併範圍不斷擴大，兼併金額不斷上升，可見混業經營已經逐步走向國際化。
2.大型金融機構大力推動混業經營。大型金融機構所青睞的超級複合體對於分散風險、提高競爭力的效果顯而易見，在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大力推動下，“金融超級市場”、“金融百貨公司”不斷湧現，混業經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3.金融業走向全方位、一體化。隨着兼併浪潮席捲全球，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等在兼併過程中結合而成的“金融百貨公司”經營規模和服務範圍都進一步加大，金融業已經走向全方位、一體化的道路。
4.網絡金融的發展。在國際兼併的浪潮下，網絡金融對傳統跨國金融機構的衝擊越來越大，迫使傳統跨國金融機構步入全面重構。一方面跨國金融機構需要在加速兼併中彌補跨國銀行在網絡金融投資上的損失；另一方面，由於兼併而強化的全球體系給跨國銀行贏得了調整的時間，以應對來自網絡金融帶來的衝擊。
5.分業經營的金融企業面臨改革。雖然很多大型、超大型金融集團已經採取了混業經營的模式，但是各種形式的分業經營管理的金融企業仍然佔絕大多數份額，並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這些企業一面在堅守分業經營的管理模式，一面在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下逐步走上了改革之路。
經濟研究論文範文 篇三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歷史唯物主義的陽光開始照射到歷史研究領域。一九二四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者撰寫的《史學要論》，是我國第一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著作。這部著作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開闢了道路。以後，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鄧初民、胡繩等同志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相繼撰寫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從而使傳統的中國史研究領域，面目為之—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十年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史學擊敗了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挑戰，取得了勝利，從而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強大生命力。
全國解放以後，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廣大史學工作者繼承和發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幕的優良學風，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中國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同時，由於“左”傾思潮的干擾，史學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現過片面性、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使中國史研究出現了部分的失誤，十年內亂期間，史學界成了、“”破壞搗亂的重災區，許多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被迫害致死，歷史唯物主義被任意肢解纂改，唯心主義氾濫，形而上學猖獗。“”大搞影射史學，他們把數千年的中國史歪曲成什麼“儒法鬥爭史”，借用歷史的亡靈，為他們醜惡嘴臉塗脂抹粉、妄圖實現他們的反革命迷夢。他們倒行逆施，搞得史學園地百花凋零、毒草叢生，粉碎“”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春天才又回到了我們的史學園地。
六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我國產生、發展的歷史事實嚴峻地告訴我們：當前，要把中國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準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史研究的實踐結合起來，因此，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説，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門不可缺少的必修課。
本文的目的：試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南，概述自己在初步探討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法論的過程中的一些粗淺體會，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討論。
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他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作了概括性的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2頁)馬克思在這段著名的論述中，把複雜的社會形態看作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同時，在生產力、生產關係及其總和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諸要素的普遍聯繫中，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對立統一所構成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同上，第82頁)。列寧在説明馬克思的上述經典表述時指出：“馬克思究竟怎樣得出這個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係中劃分出生產關係來，並把它當做決定其餘一切關係的基本的原始的關係。”(《列寧選集》第一卷，第6頁)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要求對於以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為己任的社會科學來説，必須把研究生產方式為主要對象的經濟科學看作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石。同樣，對於以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為己任的歷史科學來説，必須把研究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為主要對象的經濟史科學看作是一切歷史科學的基石。
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是人類認識史上的重大飛躍。馬克思一經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以後，就用於指導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馬克思的光輝著作《資本論》，就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優秀成果。馬克思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發展、滅亡的客觀規律，以其畢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所説：“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同上，第37頁)歷史唯物主義創始人——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實踐告訴我們：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要求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研究中，必須把經濟研究置於首位。那麼，同樣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也要求在歷史研究中，為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必須把經濟史研究置於首位。
因為，“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24－425頁)但是，在我國傳統史學中，中國古代經濟史是一個被忽視的領域。因此，我國傳統史學不可能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只是從以來，隨着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不斷傳播，歷史唯物主義日益為史學研究者所掌握，中國古代經濟史才逐漸受到史學界的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史研究的實踐證明：要在理論上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就必須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實踐中，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當前，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領域中，還有不少有待揭開的歷史啞迷，還有許多需要討論的問題。為什麼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科學的解決？究其原因，大多數是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薄弱有關。譬如，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之所以長期爭論不休，至今還需繼續討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還沒有能夠把先秦兩漢這段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態透徹地闡明，還沒有能夠把中國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轉變時期的經濟變革的全過程揭示出來。顯而易見，在沒有把決定社會變遷的經濟關係研究清楚之前。歷史的分期問題是不可能真正地得到解決的。再如，關於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問題，這個問題固然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但是農民起義、農民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而經濟利益是直接由現存的生產關係和人們在其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因此，要正確論述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就必須認真地系統地全面地研究農民起義前後社會經濟關係的歷史狀況及其變動。如果仔細地考察一番決定農民起義爆發的動因——經濟關係，那麼就會發現作為歷史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的運動必然替社會發展開闢道路，被迫揭竿而起的農民，他們是這種經濟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如果對農民起義前後的社會經濟關係作一番比較的研究，那麼就決不會得出“農民戰爭非但沒有推動歷史前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歷史的進步”(《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3－24頁)的結論，顯而易見，在沒有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清楚社會經濟關係之前，農民起義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是很難加以正確論述的。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如要揭開歷史的啞迷、解決歷史研究中的難題，把中國古代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那就必須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正如劉大年同志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文中所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根據目前的情況，是否也可以考慮從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難而又最重要的內容方面來尋找突破口？如果可以，我就覺得應當狠抓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光明日報》1981年2月17日)毫無疑問，這段話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指導意義。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突破口，應當狠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
總而言之，加強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這不僅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古代史研究水平的實踐的需要。
二、準確理解生產關係的科學範疇，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
生產關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範疇之一。列寧説：“只有把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列寧選集》第一卷，第8頁）可見馬克思所提出的生產關係這一科學範疇，不僅對於創立歷史唯物主義，而且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馬克思提出生產關係這個科學範疇，曾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對生產關係的具體歷史形態和運動規律作了詳盡的研究。他指出：“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3頁)所以，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範疇的生產關係不但適用於現代社會的研究，而且也適用於歷史上所有社會形態的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是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的科學。生產關係是生產方式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準確理解生產關係這一科學範疇，對於推進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以往我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對生產關係這個科學範疇的理解，往往依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下的“定義”。生產關係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説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頁)斯大林的這一“定義”是否準確地把握了生產關係這個科學範疇的實質？這是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界正在討論的問題。但是，在以往經濟史研究的客觀實踐中，斯大林的這一“定義”往往把人們對於生產關係科學範疇的理解引入片面性、簡單化、公式化的歧途。它很容易使人們忘記了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生產過程的環節中人們相互關係的研究，並且人為地把生產關係的研究與生產力因素割裂開來。同時又使對所有制形式問題的研究脱離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具體環節，片面地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在斯大林這個生產關係“定義”的影響下，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出現了片面性，使得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着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地租、賦役等分配形式問題的圈子打轉——固然，這些問題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它束縛了人們去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
目前，要推進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工作，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就必須從對斯大林關於生產關係“定義”片面理解的框框中解放出來，準確地理解馬克思對生產關係這一科學範疇所作的一系列論述。
什麼是生產關係？依據馬克思的論述：“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係。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會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2頁)這就是説，生產關係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係，生產關係是與生產力緊密相連的。而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是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有機組成的總體。所以，生產關係的具體內容，就包括在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人們相互關係。馬克思在具體論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及其相互聯繫之後説：“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説，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人們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相互關係不是平列的、沒有聯繫的、各自孤立的幾個要素，而是有差別的、相互聯繫的、共同組成生產關係有機整體的各個環節。因此，對生產關係這一科學範疇的深入理解，使我們明白：要正確地把握一個具體的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係，或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生產關係，一方面必須把生產關係與生產力聯繫起來加以考慮，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過程中分析研究生產關係。另一方面又必須分析生產關係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的人們相互關係及其內部聯繫，對它們進行綜合的考察。
正確理解生產關係的科學範疇，有助於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對以考察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過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科來説，歷史上所依次發展變化的各個時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方面都是經濟史研究工作者的廣闊天地。
首先，物質資料的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出發點和基礎。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係是生產關係其它諸方面最基本的關係，它決定人們的分配關係、交換關係和消費關係。同時，物質資料的生產發展史、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係發展史，不僅是經濟發展史的基幹，而且也是社會發展史的主線。中國古代經濟史學科，首先必須研究中國古代農業史(這裏指廣義的農業，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等)，因為農業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居於支配地位的生產部門。其次，必須研究中國古代手工業史，因為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手工業是僅次於農業的一個生產部門。特別是在封建社會中，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進步，對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經濟結構的解體和轉變，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在研究中國古代農業史和中國古代手工業史的過程中，必須着重研究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中的人們相互關係，研究農業生產資料和手工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問題。除此之外，還需要研究農業、手工業中工具的發展、分工的形式及其發展，研究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生產組織形式。譬如，在封建社會的農業生產中，生產組織是一個個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家庭。對於作為生產組織的家庭的研究，在過去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還是一塊尚來開墾的處女地。除了研究農業、手工業的生產之外，還需要研究它們的再生產過程；除了研究簡單再生產過程之外，還需研究它們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如此等等。
第二，關於分配及分配關係，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範圍中就不是僅僅表現為對地租形式的研究，還有手工業內部生產者與剝削者之間的分配形式，也是應當研究的。僅就地租而言，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及其演變與相互關係和聯繫中國歷史的具體情況對地租的具體形式諸如分成租、定額租等的研究也有深入展開的必要。此外，各種不同的分配形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對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動有何影響等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同時，從再分配的角度對歷代賦税、傜役的考察，是深入研究歷史上各階級、各階層相互關係及其經濟地位的基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過程是歷代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鬥爭的主要劇情。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裏的再分配對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遷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同樣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第三，關於交換及交換關係，也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在自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裏，既存在非商品性質的交換，又存在着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即流通。我們既缺乏對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內部各成員互相交換活動和勞動產品的非商品性質的交換、交換關係的研究，又缺乏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商品交換的研究，更缺乏對非商品性質交換與商品交換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如此等等，都是有待開拓的新的研究領域。就以流通領域的研究狀況採説，建國以來，我們還沒有正式出版過一部專門關於中國商業史研究的專著。可見，在很長時期內，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忽略了對商品流通領域的研究，然而，這是我們瞭解封建社會的一個多麼重要的領域！在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裏，儘管不存在普遍的、頻繁的商品流通，商品經濟並不是主導的生產形式，但是，自然經濟並不絕對排斥商品流通，恰恰相反，不管多麼純粹的自然經濟，它都需要商品流通作為它的補充形式。特別到了封建社會後期，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對立統一，成為封建經濟結構中的—個主要矛盾，這是一個新與舊之間的矛盾。在封建社會裏，商品經濟的不斷髮展與自然經濟的逐漸衰落，這種量變的不斷積累是封建經濟從肯定向否定轉化過程的主要內容。一旦這種量變的不斷積累達到一定的關節點，就必然出現從封建經濟關係到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質的飛躍。同時，在這種量變的過程中，還必然出現部分質變，使封建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它的客觀階段性。所以，對於商品經濟與商品交換的研究，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古代的商業如何從原始社會後期“日中為市”的萌芽狀態，發展到明清時期具有城市、鎮市、集市系統的繁榮的商品交換，是中國古代商業史研究的主要課題。其中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鄉之間、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各類市場的形成、變遷和發展，商人資本的作用、發展及對市場的控制、商業利潤的來源及其在剝削階級之間的分配、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內外貿易的關係、封建國家對商業的統制，如此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專題。
最後，消費及消費關係，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往往是—個被忽略的環節。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生產過程的終點。它與生產是相對立的兩極，然而，它們又是同一的，消費的結果一方面是“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3頁)，即“生產”人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消費又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同上，第94頁)。如果説生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起點和基礎，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表現是人類勞動能力(包括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不斷提高。那麼，作為“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的消費，作為“生產”人的勞動能力的消費，就必然成為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這樣重要的方面，對於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來説，現在卻還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處女地。中國古代史上各個時期的消費模式，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的名種消費形式、水平、結構，集體消費與個人消費的關係，奢侈消費與一般消費的關係，積累與消費的關係。如此等等，都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者的用武之地。
對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科學範疇論述的理解，不能滿足於僅僅只是把生產關係理解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方面的人們相互關係，而更重要的還是把生產關係理解為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方面的人們相互關係的總和，即由這些方面(要素)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有機整體(系統)。同時，在組成這個有機整體(系統)的各要素中，生產是最基本的、決定其他一切要素的要素。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之間的一定關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經濟史的研究過程中，不但要深入研究生產關係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要素，更要研究這些要素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不但要深入研究這些要素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更要研究由生產這—要素所決定的這些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構成的生產關係有機整體即系統。
這樣，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生產發展時，除了研究生產這一要素之外，還要研究生產對於分配、交換、消費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繫的決定作用、研究分配、交換、消費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繫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同樣，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分配、交換、消費的發展時，除了研究分配、交換、消費的本身之外，還要研究生產對它們的決定作用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研究它們對生產的反作用。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中國古代史各個時期的生產關係就不會是一幅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種各不相關的“顏色”塊所組成的單調、貧乏、枯燥的圖畫；相反，它是由這四種“顏色”融和起來的、生動的、色彩繽紛的歷史畫卷。只有在這樣的歷史畫卷中，才會給人們對經濟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以一目瞭然的認識。所以，對生產關係這一科學範疇的準確理解，必然不斷地為更深入的研究開闢道路，就會開拓更多的新的研究領域。
為了説明把這種生產關係科學範疇理解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要素及其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即系統，對於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新領域的意義，這裏僅以被人們最易忽略的消費要素為例，進行論述。
我們在研究封建社會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消費形態時，除了研究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消費形態及其相互關係之外，更需要研究這種消費形態對生產發展的反作用及其和分配、交換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譬如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奢侈性消費，一方面受當時生產發展水平為制約，另一方面它又對生產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其中封建皇室的奢侈消費，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有礙擴大再生產的發展，有時甚至有礙簡單再生產的維持。但這種奢侈消費卻為官營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某些動力。因為，“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作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94頁)。中國封建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優秀工藝、歷代官營手工業所生產的精美的手工業產品，固然閃爍着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之光，但是沒有皇室的奢侈消費需要，官營手工業的這種發展是不可思議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又促使它去更殘酷地剝削勞動人民，由此影響着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這種供封建統治階級奢侈消費的奢侈品，無論是直接由地方進貢或直接向生產者掠奪、還是通過市場購買來的，都必然影響到當時的交換形態。元代封建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曾經造成元代海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可見，對生產關係各要素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研究，為我們揭示出經濟歷史運動過程中更多的內在客觀聯繫。
綜上所述表明：準確地理解生產關係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範疇，對於開拓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的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永遠不封閉自己發展的道路。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範疇的生產關係也是如此。任何範疇都是客觀世界各種物質存在形式相互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它一方面隨着客觀世界的發展而不斷髮展，另一方面又隨着人們對客觀世界歷史過程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範疇的生產關係也是如此。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實踐相結合，必然為開拓更廣泛的研究領域開闢道路，同時，又必然為豐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開闢道路。新研究領域的出現是層出不窮的，科學研究是永無止境的。三、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重視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
把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理解為一個具有各種複雜聯繫的有機結構的系統運動過程，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這一基本觀點所體現的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往往被人們所忽視。
恩格斯在論述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進步對哲學革命的影響時指出：“由於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指出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繫，而且總的説來也能揭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繫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繫的清晰圖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1～242頁)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以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人類社會聯繫的清晰圖畫。正如恩格斯所繼續指出的那樣，“在這裏也完全象在自然領域裏一樣，應該發現現實的聯繫，從而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繫；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為自己開闢道路的一般運動規律。”(同上，第242～243頁)可見，用系統的方法揭示社會系統中各要素的現象聯繫，從而發現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的重大意義。
那麼，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呢？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的考察，在整體的考察中把系統的多層次性結構與系統的序列性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即把考察對象橫的聯繫與縱的聯繫相結合)，並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
首先，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對象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把握。整體性是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任何整體都是可分的，都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相互聯繫的不同要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即系統。馬克思説過：“不同要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2頁)恩格斯也説：“我們所面對着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繫的總體”(同上，第三卷，第492頁)。這就是説，譬如經濟史研究所考察的對象——歷史上各個時期發展着的生產方式，並不是幾個要素或局部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系統。四肢和軀幹的簡單總和，決不是活人。系統內部的各個要素不是相互孤立的、各不關聯的，而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生產關係的發展、社會經濟的運動不是它的組成要素各自獨立的運動，而是一個有機系統的整體運動。系統中各個要素，“它們是相互作用的，並且正是這種相互作用構成了運動”(同上，第492頁)。
其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握系統的多層次結構。多層次性是系統方法的又一個基本原則。世界是由系統構成的，系統是普遍存在的。從微觀的角度來考察每—個構成系統有機整體的要素，其本身又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所構成的系統(即子系統)，而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每一個系統，其本身又是更大的系統之中的一個要素。由此，系統就呈現出多層次性結構的特徵。世界是無限可分的，系統就有無限層次的結構。在研究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過程時，不僅要考察組成生產關係各要素及其相互聯繫這一層次，而且還要把生產關係置於生產方式這一層次，將它與生產力聯繫起來進行考察；不僅要把生產關係置於生產方式這一層次來進行考察，而且還要把它置於社會形態這一層次，將它與上層建築聯繫起來進行考察；不僅要把生產關係置於社會形態這一層次來進行考察，而且還要把它置於自然一一社會形態這一層次，將它與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聯繫起來進行考察。
再次，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把所要研究的對象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任何系統都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系統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系統由於其所組成的要素既相互聯繫又相互矛盾而處於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動態之中。表現為相對靜止狀態的量變一旦積累到發生質變的關節點，就會在舊系統的消亡中產生出新系統。舊系統的消亡與新系統的產生是系統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演進的序列關係。這種序列關係表明：新舊系統之間、高級系統與低級系統之間，既有質的區別所表現的更替性，又有新系統對舊系統，高級系統對低級系統的揚棄和繼承發展所表現的連續性。歷史發展就是這種更替性和連續性的辯證統一。新系統、高級系統的形成和發展總是把舊系統、低級系統加以揚棄，從而把它化為自己的“根據”或“前提”，並使之成為從屬於自己的因素。把它包含在自己之中。所以歷史的發展必然是系統的擴大、豐富和日臻完善。馬克思指出：“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現有的生產發展過程內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內部，並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於：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於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捲上冊，第235-236頁)列寧在表述馬克思的這一唯物史觀時説：“……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每一種生產關係體系都是特殊的社會機體，它有自己的產生、活動和向更高形式過渡即轉化為另一種社會機體的特殊規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389頁)。可見，注意事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序列關係，抓住更替性與連續性的辯證統一，是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人們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不僅要對研究對象作定性的分析，而且還要作定量的分析。因為任何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它不但有質的規定性，而且還有量的規定性，質一般要通過量才能來表現。所以，只有對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係作定量的分析，才能準確地把握系統的質。馬克思曾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作了詳盡、深刻的分析。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經常運用數學的方法，對若干經濟範疇之間的關係作了定量化的分析。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是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必然會替總體研究開闢道路。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任何一個對象；置於其特定歷史條件的生產方式整體中去進行研究。這種系統方法排斥那種把概念和事物做簡單比較的研究方法與觀點加例子的敍述方法。譬如有的論者為了説明春秋戰國之間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的觀點，引證司馬遷“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例子來加以證明。並且説：當時的社會“變成一個為營利而自由競爭的社會”(《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頁)。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在處理上述問題時，首先必須把春秋戰國之間的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這一研究對象置於當時的生產關係整體中加以考察。商品經濟的發展首先以社會分工的發展為前提，以自然經濟的衰落為基礎。在社會分工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在自然經濟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時候，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上述研究對象置於當時的生產方式，與當時的生產力聯繫起來加以考察。那麼問題就會進一步明瞭化。在農業還是決定性生產部門的春秋戰國之間，農業生產的糧食平均畝產量達到“歲兼美惡，畝收一石”(《管子·禁藏》)的水平。五口之家的農户，治田百宙，年產量為一百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漢書·食貨志》)所能提供的剩餘糧食只有十石。由此可見，當時農業生產中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的比例關係為九比一，就是説九個農業人口僅能養活一個非農業人口。按此比例，當時非農業人口因受農業生產率的制約，決不能超出社會總人口的10%。在這些佔社會總人口10%的非農業人口中包括剝削者、統治者、軍隊士卒、手工業者、商人及他們的家屬。其中手工業者與商人的數量是很少的。因此，在這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在這樣的人口構成中，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要有突出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司馬遷關於“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和“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話，只不過是一種含有誇張手法的文學語言。由此説明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就不可能準確地運用史料，以得出科學的結論。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不但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所研究的任何對象置於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整體系統中加以考察，而且還應把它們置於特定的社會形態系統、特定的自然一一社會形態系統等各個層次中加以考察。研究它們與生產力、上層建築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研究它們與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人口因素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從而揭示它們的一般歷史發展規律。否則，是難以揭示經濟史發展客觀規律的。譬如，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問題的討論，有的同志認為：明清時代封建政權所施行的各項政策，對經濟基礎產生了巨大的帶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是我國資本主義萌芽進展遲緩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認為主要原因是舊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及其牢固性(參見《經濟研究》1981年第9期第77頁)。毫無疑問，雙方各自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論證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原因，雙方的觀點從其本身研究領域的層次來看，都是正確的，都有可取之處。可是，他們並未從社會形態、自然一一社會形態系統的更高層次中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入手，聯繫上層建築的反作用來研究經濟基礎、來研究生產方式，那麼就會發現舊生產方式的內部結構及其牢固性正是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下，才能發揮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阻礙作用。同樣，封建政權所施行的各項政策，甚至包括整個上層建築，只有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作用，才能發揮其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阻礙作用。恩格斯指出：“這裏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他又指出：“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478頁)因此，明清時期的封建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牢固性和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封建上層建築，兩者有機地結合所產生的作用與反作用，以及當時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人口因素等的影響所產生的一種合力，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礙作用。這才是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認為：不僅要重視經濟基礎對於歷史發展的作用，而且更應重視由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一個總的合力”對於歷史發展的作用。因為經濟基礎對於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正是在這個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表觀出來的。所以，要揭示經濟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必需進行經濟史的總體研究。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不但要揭示系統的層次性即橫向聯繫的過程，而且要揭示系統的序列性即縱向聯繫的過程。中國古代經濟史所研究的生產方式是中國古代史上各個時期依次發展變化着的生產方式。處在每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都是生產方式歷史發展過程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由於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這個環節與它前面的環節和後面的環節都有着不同的歷史特點。同時，這個環節又與它前面的環節和後面的環節具有一定的聯繫。這種更替性與連續性的統一，就是系統的序列性關係。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排斥對中國古代經濟史作靜態的考察。有的著作如《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一書，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規律性，這無疑是一次開創性的嘗試。但是，它沒有注意封建生產方式在長達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發展、變化，在提出它的每一觀點之後，用不同歷史時期的史料去作證明，這就缺乏歷史感，抹殺了封建生產方式系統的序列性關係。馬克思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論》中，並不是把生產方式當作幾個方面的靜止形式的總和來研究的，而是當作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歷史過程的總和來研究的。在《資本論》中，邏輯的展開和歷史的進程是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序言中所説：“我們不能把它們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頁)所以，靜態分析的方法，是與歷史唯物主義系統方法格格不入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系統方法最後要求中國古代經濟史在總體研究中，要注重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結合。對於定量分析，史學界的老前輩、已故的史學家樑方仲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典範。他編著的《中國曆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為進行定量分析作了準備。這是因為確實可靠的數字材料是進行定量分析的基礎。由於我國傳統的史學不注意數量概念的精確性，史籍所記載的數字材料缺乏可靠性，這就為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定量分析帶來極大的困難。所以，我們今天既要克服不重視定量分析的傳統，又要防止定量分析中的主觀隨意性和不嚴謹的態度，特別是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各種數據。估計要講究科學性，要有可靠的史料根據和正確的邏輯推導。如果在定量分析中失去精確性、可靠性和科學性，那麼這種定量分析都很容易變成沒有意義的數字遊戲。儘管要進行定量分析是很困難的，但是科學總是在克服一個個困難中前進的。為了進行中國古代經濟史的總體研究，我們必須在定量分析上下苦功。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篇四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中國經濟法；方法；研究應用
隨着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是經濟糾紛、經濟矛盾還是經濟現象、經濟規律相較於過去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分析和探討中國經濟法對於企業運行、經濟發展成為當前的重要課題。早在二十年前，我國就有專家指出通過法律經濟學方法運用於中國√本站★√經濟法的研究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應用研究還不夠廣泛，有必要對法律經濟學方法和中國經濟法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研究。
一、法律經濟學方法在經濟法總論研究中的應用
經濟法專家學者運用法律經濟學為分析和探討工具，不僅對於經濟法中所具有的價值進行了相關的論證，並且對於經濟法中具體的制度和規則進行了科學設計。比如説，在經濟法總論當中，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是研究的重要內容，法律經濟學方法注重以經濟法“維護”經濟能夠運行，而不是依靠其他法律管理，經濟法對於國家、政府幹預個體經濟行為具有明確規定，並結合行政法對國家和政府的經濟行為進行監督。另外，在法律經濟學中，通過經濟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從而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保駕護航”。有專家從制度變遷的角度考慮，認為中國經濟法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等有着路徑依賴，從民法、行政法、經濟政策中“汲取”經濟法的理論依據。有研究結果表明，經濟法機制相對於民法和行政法而言具有更強的解決外部性能力，經濟法通過對經濟個體進行補貼、減免税收、政策優惠等措施，能使個體經濟利益向社會整體收益方向靠攏，能有效減少和避免出現市場失靈等影響。還有專家從“政策”、“法律”相互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認為“政策”和“法律”都具有交易成本，如果要“二選一”的話則取決於二者間哪個的交易成本，在我國經濟發展初期，“政策”具有程序簡單、兼具靈活性的特點“受到重用”，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政策”的交易成本優勢被逐漸縮小，相應“法律”交易成本價值在不斷提高。有專家認為，經濟法打破了傳統的民商法中有關平等主體的假設言論，通過多樣性的信息工具和其他工具互相彌補各自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不足，達到協調性和系統性相結合。
二、法律經濟學方法在反壟斷法研究中的應用
反壟斷法和經濟學的關係結合非常緊密，很多反壟斷法的研究成果都離不開法律經濟學方法。有專家從行為法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建議零售價的問題，建議零售價是生產商給零售商所提供的零售指導價格，在法律上並不存在強制性，沒有被認為是轉售價格維持的形式而相應承擔反壟斷法的責任。但是，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並不完全理性，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1]如果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沒有具有強制性的建議零售價提供價格參考依據的話，那麼消費者就會對所購買商品的價格以及心理預期之間進行比較，會產生或大或小的心理差距，有可能會最終影響預期購買的商品決策。因此，在諸如與反壟斷法中對於建議零售價的法律規定要避免完全依據協議，而需要將其納入到轉售價格維持的規定體系當中。
三、法律經濟學方法在食品安全法研究中的應用
在當前的食品安全法內容中有關於“十倍賠償”的條例，但從法律訴訟的角度上來説，如果該食品的價格過低的話，那麼往往會讓原告“入不敷出”。假定於消費者購買的劣質產品為10元的話，那麼十倍賠償也只有100元，而原告需要有人力、時間、訴訟費用等，在實際的法律訴訟過程中花費的金額可能遠超過所獲得的賠償金額。再比如説，如果消費者在消費商家的過期致變質的食品中出現人身傷害的情況，像有消費者在餐館吃飯，餐館的食材不新鮮，導致消費者在食用之後出現急性腸胃發炎需要住院，甚至於更嚴重出現死亡的話，那麼僅有補償性賠償和十倍於食材的價格又有何用。那麼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要回歸於法律具有懲治性賠償的本質，要從賠償金額、懲罰程度上起到真正遏制商家在生產食品過程中的不良行為。[2]
四、法律經濟學方法在財税法研究中的應用
傳統的財税法認為財政主要發揮作用和外部性緊密關聯，但是在法律經濟法中，認為財税法的經濟學基礎不在於外部性質，而是在於其外部易成本的控制。也就是説，政府部門可以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供公共服務設施或者是公共物品，從而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費用，而不能以政府壟斷公共服務、公共商品的交易。有專家表示，法律經濟學方法對於財税法中税收無償性、税收強制性、税收固定性和税收效益作為財税法的基本原則，並且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監督機關和税收建立聯繫。[3]同時，對於財税法而言，通過法律經濟學的應用研究，以税法將税收的主體設置權利和責任框架，提供穩定的税收預期效益，以法律的形式將税收的收費標準、收費時間、收費形式等進行明確規定，減少了税收相關政策出現主觀性，避免由於市場調節的失控出現降低交易成本的發生，能夠積極鼓勵納税。
五、法律經濟學方法在金融法研究中的應用
在法律經濟學中，對於很多的金融現象、金融行為進行了明確規定和明令禁止。比如説，像對企業的融資有明確的法律規避規定，包括企業拆解合同、利率管制、企業上市等內容。法律規避對於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管理都有着積極的創新意義，當然，對於法律規避而言，要從法律適用的角度，不能絕對否定法律規避的作用，而是要從矛盾的另外一面看待，將不良的法律現象轉化成積極的法律現象。[4]再比如説，在證券交易市場中，由於市場機制的原因，證券持有者或者證券轉手者對於持有的證券價值未來的清醒都不能知曉，這種信息的不對稱、表面現象和本質的不一致決定了金融證券市場上的不穩定性，因此，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説，公開、透明的信息機制成為證監會、政府等國家干預證券市場的形式。法律經濟學未來的發展空間更大、價值取向也更加多元化，對於法律經濟學的研究發展方向要更具有針對性。通過供求分析、制度經濟學分析、行為法律經濟學分析等分析方法應用於中國經濟法研究中，並加大引進和培養專業人才的力度，推進中國經濟法研究水平的提升。六、結語綜上所述，法律經濟學為中國經濟法的研究提供了一條廣闊的“途徑”，對於中國經濟法的完善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必要進一步推進法律經濟學在中國經濟法中的研究應用。因此，要充分發揮法律經濟學的作用，豐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加強法律經濟學研究的隊伍建設，更好地為中國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