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张謇在东南互保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篇一
戊戌变法以后，慈禧掌权，光绪被排挤，国家比较混乱。这时候，慈禧准备废掉光绪，新立太子。废光绪对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对一些封疆大吏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外国列强英、法、美的立场也是不同意。尽管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有偏激冒进的做法，但是轻易废掉是会国家大乱的。为此，慈禧太后很恼火，又没办法。
这时候，正好义和团运动起来了。慈禧太后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力量，于是怂恿和鼓励义和团运动。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针对洋人的教堂、传教士、商人，甚至外交官以及中国教徒，到处杀人放火，越闹越大。清廷也借机向各国宣战。我觉得义和团运动很复杂，不能简单说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当然，民众带有爱国主义情绪，但更多的是一些盲目排外和民粹主义的情绪，可以说是被慈禧太后利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没办法忍受，觉得中国不讲国际法和文明社会准则，于是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一带。如果战火继续烧下去，国家就垮了，清廷也就完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思潮。意思就是说，我们东南的这些封疆大吏，包括总督和巡抚，和各国列强签订条约，互相承诺和保证，将战火控制在北方，南方不要打，外国人在东南一带的权益，包括企业、领事馆、机构、商人、教堂等等，中方都负责保护好。同时外国人也保证，他们管辖的租界地区，中国老百姓正常的财产、机构、企业、学校等安全也得到保护。
在这种思潮中，全国铁路总督兼招商局总督盛宣怀是起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盛宣怀，江苏常州人，亦官亦商。他从大绅和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主张东南互保。但是他不是封疆大吏，只有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至李鸿章等人，不要和外国人开打，应该搞东南互保。张謇除了积极呼应之外，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关系很好。在东南互保的最后关头，刘坤一犹豫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朝廷的行为。这个时候，张謇出场了。他力劝刘坤一为了东南的大局，为了清廷的大局，为了整个国家的将来，不要犹豫，赶紧下决心同意东南互保。最后，刘坤一被说动，到上海与几个国家的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
我觉得，东南互保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很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深陷灭顶之灾时，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通力合作，智慧、务实地保家、卫国之举。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东南互保，在清廷蛮干宣战时，八国联军把战火引到南方，中国很可能就四分五裂沦为殖民地，而通过东南互保，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被保下来了，既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也保住了大清王朝。
但东南互保对于清王朝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一方面成全了清朝，让它苟延残喘下来，另一方面也败了清朝，因为从东南互保以后，中央权威急剧下滑，跌到谷底。而各地的地方权重急剧上升。形成了中央轻、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绅士、各级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等都能自由发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新政”，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其五，张謇任工商(农林)总长时，政绩独特。 篇二
为什么说独特？一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搞了大量的立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他任工商总长后说过一句话：“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说明他看得很清楚，办企业、抓实业要靠政治。
据说，当年他到日本考察时，碰到东北一个老实的农民，大字不识，到日本北海道开垦荒地多年，很成功，成为日本的劳动模范，连天皇都嘉奖他。他就想到国内，中国这样的老农民何止千万，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是为什么？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张謇觉得这是制度问题，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搞实业一定要有好的政治环境，而好的政治环境在于搞法制。法制使政治的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有了保障，国家的经济才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首先，张謇的“状元”身份就是一个政治身份。 篇三
过去，我们认为状元是文人，是儒生。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从隋唐开始搞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就是开科取士，为了选拔培养各级官员，也就是培养政治人物。“状元”作为最高级的“士”，实际上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人物。
特别到了明清以后，又在进士和状元之外，设了一个翰林院，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领导干部。考中进士以后，一般的还要通过过去的老进士、老翰林进行辅导，然后经过见习、考核合格了再送进翰林。但是，状元却可以直接进翰林。翰林相当于宰相培训班。过去有种说法：“非翰林不得入阁。”我们经常说“状元宰相”，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宰相或中央高层都是从状元中产生的。
张謇中了状元以后，清廷给了他一个翰林修撰的官衔，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的宫廷秘书，可以记录宫廷的事情，帮助朝廷起草一些文稿、文告，甚至帮皇帝和太子讲学等等。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可以借助这个台阶，眼观全局，学习朝廷的政治运作，把握整个政治的全局。同时，他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看法。
举个例子，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当时的政局复杂，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斗的很厉害。张謇刚考上状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评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主和”的主张耽误了国家的战备、影响了和日本人的战争，应该受到弹劾。这篇奏章当时震动朝野。满朝文武那么多有资历的，有威望的，有实权的官员都没有这个举动。而他刚刚中了状元，当了翰林，就开始崭露头角，拥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罗一民：清末民初最杰出的政治家张謇 篇四
我认为，张謇之所以是一名政治家，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说：
其四，辛亥革命中，是张謇一手促成了南北议和。 篇五
大家都清楚，中国近代史到1910年左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张謇从最初的倡导立宪转到了共和，逐步支持革命。他为什么会转变呢？实际上，张謇通过立宪运动发现，清王朝是无可救药了。清廷名义上虽然支持立宪，也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但是搞了半天，却是个“皇家内阁”，十几个内阁成员一大半还是满族王家贵族。张謇对清廷感到非常绝望。但是他还是不断通过上书或书信等方式向清廷提出忠告，苦苦劝说，希望清王朝顺应时代、顺应民意、顺应大局，搞真正的君主立宪或共和。他希望自己能起到朝廷和民间的桥梁作用，做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的融合者。
同时，他也把希望寄于像袁世凯这样在清廷内有势力，又有新政经验的大臣身上，希望能力挽狂澜。1911年5月11日，辛亥革命发生前几个月，张謇在武汉汉口收了几个官办的纱厂后，坐火车去北京，想进一步拜见庆亲王和摄政王，当面规劝他们。当他路过河南彰德袁世凯的老家时，他特意下车找袁世凯谈了5个小时（当时袁世凯被罢官后隐居在此）。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根据张謇的日记，只记了个大概。写到他们二人一边叙旧、一边谈论当前的时势。通过这次深谈，张謇惊喜地发现，在他们28年没见面的这些年，袁世凯大有进步，胸襟见识比以前高多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尤其是在谈到治淮问题时，张謇问袁世凯，到底有利无利？袁世凯回答：不管有利没利，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就值得一干。张謇听了立刻觉得“心目一开”，就更加认定要和袁世凯在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联手，稳定局面。我猜测，袁世凯后来的种。种举动，甚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会儿打一会停，张謇都是参与其中的。我觉得，在转向共和的过程中，张謇做了许多直接影响中国政局的事情，包括和袁世凯见面出主意，去北京见庆亲王和摄政王等等。当他10月份再去武汉参加大维纱厂开工仪式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我们看《张謇》话剧时有这么一段：他看到汉口浓烟滚滚，炮火连天，实际就是当天晚上发生了武昌起义。？
张謇开始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该走改良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君主立宪道路。所以10月12日，他回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江宁将军铁良“援鄂”，赶快援助湖北，并迅速代铁良奏请“立行立宪”。然后，他又去苏州找巡抚程德全，代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在这过程中，张謇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危机、平息革命，以立宪挽救清朝。但时间来不及了，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苏州、杭州、南通都相继起义光复。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通州（南通旧称）一开始是准备与革命军打仗的，后来转向共和，支持革命了，民军推翻狼山总兵衙门，由张謇的哥哥张詧出任新成立的军政分府的总司令长。这说明，张謇及其家人是支持共和的。
11月16日，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当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实际是一手托三家。
他首先劝清廷：革命爆发了，应该赶快顺应大势退位，革命党人和全国老百姓都会保你们世世代代在紫禁城里自享其乐，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其次劝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你们适可而止吧，虽然辛亥革命一呼百应，全国各地都宣布独立或认同共和，但你们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清朝的实际掌权者袁世凯。再打下去，就要生灵涂炭，况且你们也不可能获胜。还不如就此收手，让袁世凯出来掌管局面。然后再劝袁世凯：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廷卖命，不要真的全部剿灭革命力量，否则你就是千秋罪人。将来我们会说服革命党人把权力移交给你，由你当国家领导人，让你成为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的一代伟人，开国领袖。他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稳定、减少战乱出发，在三方中斡旋协调。我想，这正是张謇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政治智慧的表现。
据说（我现在没法认证），清廷的退位诏书也是张謇帮着起草的。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呢？张謇儿子张孝若在写他父亲的传记中有一句话：胡汉民曾经在给谭延闿写的信中讲到，当时清廷的退位诏书是张謇写的，现在这个底稿还收藏在赵凤昌（常州武进人，清末民初立宪派代表人物）的惜阴堂中。但是张謇在日记中从未记录他写过退位诏书，也没有旁证。但他在写给清廷的许多奏扎中，确实表达了与退位诏书一样的内容。
辛亥革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的话题。有人说这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际上，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势力和利益，通过妥协与和解都得到了关照。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凯当了国家领导人，革命党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孙中山说革命大功告成，要继续去建20万公里的铁路。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成功的。当然，从一开始，这个革命就带有先天不足，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中，张謇这样的改良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准备参加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第一天就和张謇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张謇希望孙中山能发挥自己革命领袖和临时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看来，辛亥革命的临时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算当做过渡，等清廷退位后，再把权力全部移交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孙中山和张謇商议大政方针，遗憾的是，这次谈话之后，张謇觉得孙中山治国策略有点空，不了解中国国情，有点不着边际。张謇在日记中写他的谈话是“未之崖畔”（不着边际）。
于是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并积极游说各方。1月10日，他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意思是第一天清朝退位，第二天就拥护你，东南各方，包括革命人、立宪派、封疆大吏、知识分子都已商量好，所以你赶紧让清廷退位吧。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不久，张謇辞去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几天后临时政府也解散了。3月份，袁世凯当权，请他当了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干了将近两年。
过去有种研究认为张謇实际上不赞成革命，意思是临时政府请他当实业总长他不干，袁世凯请他去，一干就是两年。其实，这与是否赞成革命无关。他认为哪边能干实事，他就帮哪边干。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把当官和做事连在一起。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从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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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张謇在全国性——立宪运动中起到的是政治领袖作用。 篇六
这是张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以后，清廷被迫跑到西安，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朝廷的大臣、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要求改革，不改革清廷就将灭亡。于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还在西安时就发布圣旨宣告改革，实行新政，以此刷新她的政治形象，重塑她的政治基础，重建她的政治权威。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
所谓的新政，当时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延续过去洋务运动的路子，以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为主，就经济谈经济；二是认为要想国强民富，光搞经济不行，还得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立宪，要按照宪法办事。所谓立宪是君主立宪，君虚民实，把君王王权贡起来，世世代代承认他是国家元首的身份，但实际上搞得是民主政治，类似于日本或英国的内阁制。但是在刚搞新政时，第二种意见不占上风，毕竟传统保守力量强大，加上慈禧太后内心也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旦改革，皇帝就将变成一个虚职，就会触及到她的权力根基。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到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中国东北土地发动了一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争，中国却号称中立，看着日俄打。最终，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沙皇大国，被弱小的弹丸小国日本给打败了。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让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也大受启发。朝野普遍认为，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国力和军事也因此变强，而俄罗斯没有改革，还是专制的沙皇体制，因此败了。
于是，在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体制是最重要的，必须加快立宪步伐。国内的立宪派开始占上风。全国8位总督中有5位上书力荐君主立宪。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无奈同意。清廷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制度，并派出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立宪体系，回来后开始着手体制改革。
1908年，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渝》，意即在九年内，要逐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立宪改革，构画出了立宪的时间表和线路图，表达了清政府立志改革的决心，全国人民也觉得挺像回事。可是就在1908年8月宣布这个改革计划不到三个月，慈禧和光绪就相继去世了。后来我就在想，如果他们不去世，这种改革和中国的历史或许是另外一个走势，会不会爆发出新的革命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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