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故事 篇一
司马迁着《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史书，也开启了许多史学题材的先河。《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其人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幺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 还 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幺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
《史记》其书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迁的《史记》开启了中国通史编纂的序幕，而且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精神，也就是据实记载，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支持正义。《史记》成为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们必须阅读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历史故事 篇二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伪君子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它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屋。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古代历史故事 篇三
北击匈奴
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华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必在将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与大汉为敌者死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国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二○○年，汉高祖刘帮领步兵三十二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四十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国小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虏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七十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七十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从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七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略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虏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略吏民。
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以汉军十万出塞七百里，俘右贤王部一万五千。而秋天，匈奴又杀代郡都尉，虏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汉军十余万骑，再击匈奴主力，得首虏一万九千余级。匈奴屡遭重创，乃将主力退至漠北。但在东线方面，匈奴实力尚强，元狩元年（前一二○年），又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军相遇，经短兵肉搏，斩虏首一万八千级。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汉军数万骑，越居延泽，攻祁连山，俘三万多人。而后匈奴浑邪王带四万人来降。汉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连一带的牧场。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并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一二○年），匈奴又南下右北平与定襄，虏掠千余人。次年，汉决定以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绝漠远征。卫青一路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相遇，战至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飞沙扑面，汉军乘机包围匈奴。血战之余，匈奴军除单于以下数百骑遁走外，被歼一万九千余级。东路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内二千里，与左贤王接战，斩俘匈奴七万余级。直抵大兴安岭，乃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大兴安岭之一峰），临翰海沙漠，豪气干云，全胜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无王庭。数年之后，公孙贺与赵破奴曾各领万骑出塞千里，不见匈奴。元封元年，刘彻亲领十八万骑巡视北方，出长城，登单于台，旌旗千里。遣使叫单于能战则战，不能则来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单于大怒，却也只能扣留汉使，迁于北海（贝加尔湖），不敢近汉之边塞。
匈奴经数次大战，人口牲畜损失惨重。短时内再无力侵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遭受外来打击而衰弱时，内乱也就接踵而至，因为对于怎样扭转不利局势，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匈奴势力削弱，原来受其控制的其它民族也乘机独立，匈奴则发兵去镇压。丁零，乌孙，乌桓等国与汉联合，从各个方向围攻匈奴，匈奴死伤甚为惨重。汉昭帝时，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经过一番争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宣帝五凤四年，北单于郅支进攻单于庭，南匈奴不敌，乃南迁至汉朝边塞附近，要求与汉合作。甘露三年（前三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入长安朝见天子。
武功与文人
观中国历史，几历衰亡，莫不因无用文人权重朝纲，或舞文巧法，朋比党争，或不切实际，空言异想，迂腐误国。文人总以虚华之词，陈烂之调，一跃而居高位，盖过沙场征战的武臣。重文轻武，抑兵过甚，乃至国破家亡者，宋明两朝是也。汉朝虽武功盖世，但到匈奴势衰，天下太平时，文人的地位就开始超过武将。陈汤万里远征，斩单于首，万夷慑伏，本应封候。但匡衡、石显竟认为陈汤私自出兵，罪大当诛，更不能封爵。最后有大臣抱不平，元帝才封他食邑三百户。到汉成帝时，匡衡又挑出陈汤的一些小错，竟想要治他死罪。其实成帝对陈汤还是很赏识的，但朝中文臣对他的嫉妒排挤，使他不但不得重用，反而屡遭迫害。
希望这种悲剧再也不要发生。
古代历史故事 篇四
张骞凿空
似乎人们有一种观念，好象中国人是封闭的、保守的。从来都没有出现像哥伦布、麦哲伦那样的伟大探险家。对这一点，梁启超在自己的《饮冰室合集》中就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反证，就是张骞凿空。
“第一奇男子”
梁启超把张骞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男子”，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班固在《汉书》中集记载：“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道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
西域，汉朝时是指甘肃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大大小小分布几十国，大致相当于今日新疆一带。本来西域各国大多臣服于匈奴。武帝为了彻底孤立匈奴，决定与它们联合。听说大月氏国（原在玉门关附近，后徙至今阿富汗境内）与匈奴有仇，所以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带一批人前往西域，想联合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但张骞中途被匈奴捉住，一关押就十几年。后来他想法逃脱，辗转经过乌孙、大宛、康居等国而抵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已无心结盟，使张骞此行不得要领。在回国的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拘禁一年多，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归长安复命。
到了公元前119年，张骞又跟从卫青出击匈奴，他带领随从三百多人及大批物资前往西域。抵达乌孙后，又遣副 使 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宣扬汉朝的国威。公元前115年，偕张骞同乌孙等国使者数十人，返归长安。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自此打开。
司马迁的《史记》，把张骞之交通西域誉称为“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它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国丝绸西运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称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之始辟。因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弘扬了汉朝的文明，而且带回异域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今天，丝绸之路仍然吸引着络驿不绝的中外游客，继续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古代历史故事 篇五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难以估量。
秦汉之际，遭秦始王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帝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独尊儒术
西汉儒家公羊学派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选为首列。此后多次上书、讲学，着书立说，阐述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董仲舒依据儒家经典《春秋》，进行铺陈演绎。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干和枝，本和末”的关系。强调“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提出“灾异论”，劝说皇帝顺天行事，如日月蚀、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对皇帝逆天行为发出的警告，借以限制封建统治者过分腐败。董仲舒还主张“德刑并举”，以教化为本。立太学，设庠序，加强封建思想统治。并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兼并的经济主张。董仲舒的学说为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汉及以后封建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胶西相。年老辞官，终于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与此同时，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50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很多人将董仲舒当成罪人，把儒学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专制化的导火线都往他的身上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为他解套，从学术发展的趋向（诸子并立迈向学术融合）、儒学体系的完成（为儒学建立形上学的依据）甚至是政治现况（为汉政权寻求学理上的合法性）来看待董仲舒的学说。虽然如此，但无可避免的，当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时，大多就此摇了摇白旗。消极的，就采回避策略，提过就算，把帐全算在邹衍身上；积极的，就立一“宇宙论”名目来安置，认为董氏完成了儒学的全盘架构。
董仲舒为什幺会提出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汉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认为，阴阳五行的提出，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淮南子》的“时令训”、《礼记》的“月令”脱不了干系，是一种思维在流行发展下的产物。姑不论董氏这部份的学说源头是否真是如此，但此举对儒学的发展造成一个时代性的转化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