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称呼 常用称呼语 篇一
官场“称呼学”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但因地域、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张嗲”、“李嗲”（“嗲”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常用称呼 常用称呼语 篇二
另外，还应对生活中的称呼、工作中的称呼、外交中的称呼、称呼的禁忌细心掌握，认真区别。
生活中的称呼应当亲切、自然、准确、合理。
在工作岗位上，人们彼此之间的称呼是有特殊性的，要求庄重、正式、规范。以交往对象的职务、职称相称，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称呼方法。比如张经理、李局长。
国际交往中，因为国情、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不同，称呼就显得千差万别。一是要掌握一般性规律，二是要注意国别差异。
在政务交往中，常见的称呼除“先生”、“小姐”、“女士”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称呼职务（对军界人士，可以以军衔相称），二是对地位较高的称呼“阁下”。教授、法官、律师、医生、博士，因为他们在社会中很受尊重，可以直接作为称呼。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讲英语的国家里，姓名一般有两个部分构成，通常名字在前，姓氏在后。对于关系密切的，不论辈份可以直呼其名而不称姓。比如：
俄罗斯人的姓名有本名，父名和姓氏三个部分。妇女的姓名婚前使用父姓，婚后用夫姓，本名和父名通常不变。
日本人的姓名排列和我们一样，不同的是姓名字数较多。日本妇女婚前使用父姓，婚后使用夫姓，本名不变。
2．称呼的五个禁忌
我们在使用称呼时，一定要避免下面几种失敬的做法。
1）错误的称呼
常见的错误称呼无非就是误读或是误会。
误读也就是念错姓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不认识的字，事先要有所准备；如果是临时遇到，就要谦虚请教。
误会，主要是对被称呼的年纪、辈份、婚否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作出了错误判断。比如，将未婚妇女称为“夫人”，就属于误会。相对年轻的女性，都可以称为“小姐”，这样对方也乐意听。
2）使用不通行的称呼
有些称呼，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山东人喜欢称呼“伙计”，但南方人听来“伙计”肯定是“打工仔”。中国人把配偶经常称为“爱人”，在外国人的意识里，“爱人”是“第三者”的意思。
3）使用不当的称呼
工人可以称呼为“师傅”，道士、和尚、尼姑可以称为“出家人”。但如果用这些来称呼其他人，没准还会让对方产生自己被贬低的感觉。
4）使用庸俗的称呼
有些称呼在正式场合不适合使用。例如，“兄弟”、“哥们儿”等一类的称呼，虽然听起来亲切，但显得档次不高。
5）称呼外号
对于关系一般的，不要自作主张给对方起外号，更不能用道听途说来的外号去称呼对方。也不能随便拿别人的姓名乱开玩笑。
常用称呼 常用称呼语 篇三
广州话的称呼语（陈慧英）
学术论文 2011-03-16 20:57:55 阅读3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提 要 本文着重介绍跟普通话不同的、富有方言特色的广州话称呼语，所介绍的称呼语 包括对称(对面称呼)、背称(背后称呼)和对各种人物的指称。阐明广州话称呼语的特点，词义内涵
和感情色彩以及构词、造词手法、并谈一谈广州话称呼语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广州话 称呼语 特点
一、广州话称呼语的特点
(一)富有方言色彩的称呼语较多广州话有很多跟普通话不同的称呼语，例如：背称儿媳为“心抱”(是“新妇”的变音),称舅母为“妗母”(有人认为“妗”是”舅”的变音),称弟妇为“阿妗”,称曾孙为“塞”①,称重孙为“唛”,称父亲为“老豆”(窦),这个在其他方言中罕见的称呼语，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源于古代贤人窦燕山，因他教子有方，故后人泛称父亲为“老窦”,又有人认为“老豆”就是“老头”,因“头”古音读如“月豆”,也有人认为“老豆”是“老父”的忌讳语，因“父”与“腐”同音，不吉利，故改称“老豆”②。众说纷纭，引人深思。
有些对人物指称的称呼语也是具有方言特色，如称酒家的厨师为“候镬”(“镬”是炒菜的锅)。指称女儿家、少女们为“女仔之家”,例如：“女仔之家要斯文口的”(女儿家要斯文点),指称男子汉、男人大丈夫为男人佬九(狗),例如：“男人老九流血不流泪”。又如把陪新郎去接新娘并凑热闹闹新房的男朋友称为“戥穿石”,有人认为是“戥猪石”的变音，因农民挑猪去卖，另一头捆一块重量相当的石块，“戥”是相等，卖猪之后，把石块弃置路边。新郎的男朋友闹完新房后便任务完毕，他们在婚礼中只起陪衬作用，故名“戥穿(猪)石”③。本人认为可以把这个“戥”理解为“戥兴”(凑热闹),男朋友们去接新娘，为新郎说服新娘的女朋友开门，为新郎给开门利是(红包)讨价还价，热闹非常。旧式婚礼闹新房时这些男朋友傧相去凑热闹，又闹得天翻地覆，真有石破天穿之声势。把他们称为“戥
穿石”是非常生动的称呼语。
(二)利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
单音词利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的，如“女”读本调阳上(23)调值时，表示女性、女子。例如系男系女？(是男还是女？),有男有女、男女平等。如读高升变调(35)则表示女儿，例如：有两个女，一个仔(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生口左一个女(生了一个女儿)。又如：“妹”原调阳去(22),读高升变调(35)表示姐妹的“妹”,例如：我口既妹系打字员(我的妹妹是打字员),亻巨口既妹做看护(他的妹妹当护士)。“妹”读高平变调(55)是指婢女，又叫“妹仔”。“妹”放在一此些词素后，是表示少女、女郎。如：外来妹、打工妹、上海妹、越南妹等。
复合词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的，例如：“伯爷”,“爷”读原调阳平(21)调值是指“伯父”,如读高平变调(55)调值是指“父亲”,一般中老年人多用。又如：“伯父”的“父”如读原调阳去(22)调查，是称父亲的哥哥(一般又叫“伯爷”或“阿伯”),如读高升变调(35)调值是指“老大爷”,广州话有“西南二伯父”,是指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
(三)叠音的称呼语有一定的变调规律
1.叠音词的第一个字读(21)调值，第二个字读(55)调值的，例如：
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以上各词除“姐姐”原调是阴上(35)调值外，其他词原调均为阴平(55)调值。
2.叠音词的第一个字读(21)调值，第二个字读(35)调值的，例如：
婆婆(外婆)奶奶(家姑)弟弟 妹妹 女女(女儿)仔仔(儿子)“女女”是对女儿的爱称，“仔仔”是对儿子的爱称。
以上各词，“婆”的原调是阳平(21)调值，“奶”和“女”的原调是阳上(23)调值，“弟”和“妹” 的原调是阳去(22)调值，“仔”的原调是阴上(35)调值。叠音称呼语的变调读法，起到调和音节的作用，听起来有亲切感。
(四)简缩语较多
例如：张太(张太太)陈生(陈先生)大少(大少爷)二家(二家姐)空姐(空中小姐)港姐(香港小姐)老朋(老朋友，“朋”读高升变调35)
二、广州称呼语词义的内涵和褒贬的感情色彩
(一)词义的内涵
广州话有些称呼语字面跟普通话相同而内涵和用法不同，例如：奶奶(婆婆，称丈夫的母亲),婆婆(姥姥，称妈妈的母亲)。
有的称呼语有特指兼泛称的用法，如：“二叔公”可指叔祖父，也可泛称老大爷，例如：隔篱二叔公唔响屋企(隔壁老大爷不在家)。又如：“二叔婆”可指叔祖母也可泛称老大娘，例如：呢个二叔婆好人氏(这个老大娘很和气)。“先生”用于对人的敬称，也可代称“丈夫”,例如：你先生响边度做口野？(你的丈夫在哪里做事？),我口既先生响银行做口野(我的丈夫在银行工作)。“老姑婆”可称老姑妈，也可指称老处女。“姑爷仔”可指小女婿，也可指称专引诱
少女买淫的男青年骗子。(二)褒贬的感情色彩
称呼语中有敬称、尊称，都是表示褒义的感情色彩，如背称别人父亲为“令尊”,背称别人母亲为“令寿堂”,背称别人儿子为“令郎”,背称别人女儿为“令爱”、“令千金”。这是表示尊敬的礼貌的客套语，在庄重的场合老年人多用。一般场合用的称呼语有些也带有感情色彩，例如对老年的男性，广州话叫“阿伯”,背称“伯爷公”(老大爷)”、老大公“(老公公),(“大”读高升变调，35调值),有些人不尊敬老人，称老人为“老坑”(老头子)、“老口野”(老家伙),这些词带上鄙视的感情色彩。对年老的女性，广州话叫“阿婆”,背称“伯爷婆”或“老大婆”(“大”读高升变调35调值),如背称“老藕”(老太婆)就带有嫌弃的感情色彩，是不礼貌的词语。
有些是骂人时的指称，贬义的感情色彩非常浓厚，广州话表示憎恨的称呼时，一般前面带
一个“衰”或“死”字，有时后面是一个“包”字，例如：
衰公(坏家伙)
衰仔(坏小子)衰婆(坏婆娘)衰女(坏丫头)死仔(该死的小子)死妹钉(该死的丫头)死女包(该死的女孩)喊包(爱哭的家伙)“包”字作为贬义，这是比较特殊的，广州有一个嘲笑爱哭的小孩的顺口溜：喊包喊寿桃，唔喊唔得好。(“桃”同“好”
押韵，“喊”是哭，“唔”是不)。
有些贬义称呼语外地人从字面上看不出贬义，例如：“契弟”(男娼)、“济军”(顽皮、捣蛋鬼)。广州话的“契”原义是认干亲，如：契娘(干妈)、契爷(干爹)、契细佬(干弟弟)等，称干亲为“老契”,后来“老契”又可指所结识的妓女、情妇，又称“契家婆”。“契弟”则指男娼。“济军”一词据说解放前龙济光的军队无恶不作，因此广州人把顽皮、好捣蛋的人叫“济军”,也可作形容词用。“寿仔”外地人从字面上看以为是褒义词，其实广州话是指“傻子”,“阿茂阿
寿”是傻瓜笨蛋的意思。
广州人叫美国归侨为“金山客”,另一背称“金山丁”有贬义，指容易被人骗钱的美国归侨，广州话“咪丁”是骗傻瓜钱的意思。“死党”指至交，生死之交，由贬义词变为褒义词。
三、广州话称呼语的构造和造词法
(一)称呼语的构造
1、词头有“阿”、“家”、“番”(洋)等
“阿”可加在普通称呼前，也可加在姓、名字和排行前，例如： 阿婆(外婆)阿公(外公)阿哥(哥哥)阿王(老王)阿明 阿三
阿驼(驼子)阿女(女儿)阿仔(儿子)阿家(旧称母亲)
“家”加在亲属称呼前，例如： 家公(对丈夫父亲的背称)家婆(对丈夫母亲的背称)家婶(婶子，可用于对称，如三家婶等)
家嫂(对儿媳的对面称呼)家姐(姐姐，可对面称呼)
“番”(洋),例如：
?121?
番鬼佬(外国佬、洋人)番鬼婆(外国女人)番鬼妹(外国女孩)番鬼仔(外国男孩)
以上各词“番”字可省略，说成“鬼佬”、“鬼妹”等。
2、词尾有“仔”、“哥”、“友”、“记”、“公”、“佬”、“婆”、“妹”等。
“仔”放在指人的名词后，可用于表示年幼或年轻男性和女性，有小称的作用，例如：
细路仔(小孩子)哥哥仔(对男孩子的称呼)世界仔(在社会上混，到处捞钱的男青年)姨仔(小姨子)姑仔(小姑子)大姐仔(小姑娘)
“哥”一般放在表示男性的名词后，例如：
新郎哥
学生哥
后生哥
“友”作名词词尾表示“家伙”、“者”的意思，读高升变调35调值，例如：
滚友(骗子)麻甩友(轻佻的家伙)沙尘友(骄傲自大的家伙)白霍友(轻浮的家伙)大炮友(爱吹牛皮的家伙)发烧友(强烈着迷者)“记”可放在单音名字后称呼熟人，少数普通名词也可加“记”,表示亲热的感情色彩，例如：
诸记 新记 祥记 老友记 哥记(哥儿们)其他词尾如“公”表示男性(一般称老年人),“佬”,表示中年或青年男性，“婆”表示中老年 妇女，“妹”表示少女，这些词尾构词能力很强，放于表示人的名字后构成很多称呼语。
(二)称呼语的造词手法
有些称呼语用修辞造词法，手法多样化，生动、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比喻。
“子子襟”(连襟)指称姐姐和妹妹的丈夫，通过比喻义显示两者的关系，也可称“一担挑”比喻
两者辈份相同。
“禾叉髀”(堂兄弟),堂兄叫“禾叉髀大佬”,堂弟叫“禾叉髀细佬”,“禾叉是叉稻草的杈子， 当中的长齿稀疏，比喻不是亲兄弟，而是“疏堂”(堂)兄弟。“心肝木定”(心肝宝贝)一般指称最疼爱的小孩，“木定”是“蒂”。
“扭纹柴”(刁蛮鬼，指称好闹别扭的人)“大碌藕”(指称出手大，挥金如土的人)“大光灯”(汽灯，呼呼响的，指称咋咋呼呼，做事唯恐别人不知道的人)。
“花心萝白”(见异思迁，对爱情不专一的人)。
2、拟物。
牛王头(流氓头子)、马仔(手下人，打手)、蛇王(懒惰虫)、烂头蟀(好打斗的亡命之徒)、老虎也母(雌老虎，指称凶恶的妇人)、倔尾龙(秃尾巴龙，传说能呼风唤雨，指称好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高窦猫(高傲自大的人)、为食猫(馋鬼，好吃的人)、奸赖猫(赖皮鬼，输了不认账的人)、失魂鱼(冒失鬼)、巡城马(货郎，专到城里贩日用品到农村销售的人)、大头虾(粗心大意的人)、野鸡(低级妓女)、龟公(王八，指妻子有外遇的人，又指鸨母的丈夫或情人)、薯头(笨蛋、呆笨的人)。
3、夸张。
九代姑婆(远亲)、竹升妹(高个子姑娘，“竹升”是竹竿)、花王(园丁，花匠)、烟铲(烟鬼)、豆钉(小不点，小个子)
等。
4、借代。
用人的特征或标志指称该类人，或以特指代泛指。例如：旗下人(满族人、旗人)、花旗佬(美国人)、四眼仔(戴近视眼镜的男青少年)、褛妹(前额有留海的小姑娘，可指称未出嫁的闺女)。二世祖，原指蜀汉刘禅(阿斗)因他
败国，现泛指败家子。
5、谐声。
有些词其中一两个词素是谐声的，例如：捞佬(外省人，模仿外省人说“老兄”的音)、口冷佬(潮州人，“口冷”是模仿潮州人说“人”的音)、哎口也大佬(口头上称兄道弟的人)、吱口者婆(长舌妇，吱吱喳喳好讲话的妇人)。
四、广州话称呼语的发展变化
称呼语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广州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例如：打工妹、外来妹、公关小姐、礼仪小姐等，“小姐”使用范围扩大，成为职业女性的称呼语。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称呼语逐渐被淘汰，如：“安人”(旧称丈夫的母亲，源于古代对官府夫人的称号),一些鄙视妇女的称呼语也逐渐无立足之地，如过去有人背称妻子为“黄面婆”,现已由“爱人”所代替，有些称呼已成为历史性词语如：“大天二”(土匪恶霸头子，过去横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自梳女”(过去为了反抗盲婚，把头发盘起来，表示独身的女子)。有些称呼语逐渐被新的称呼语代替，如广州过去称拥有大量财富的富翁为“财主佬“现又从北方引入“大款”,过去称富有的妇女为“财主婆”,现多叫“富婆”,年轻一些的叫“富姐”。过去称酒家的女服务员为
“女招待”,男服务员为“企堂”(“企”是站的意思),这些词已很少人用了。过去广州话背称女用人为“婆妈”、“妈姐”这些词也被淘汰，现称保姆为“阿姨”,这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广州话称呼语也受香港粤语的影响，吸收了一些香港流行的称呼语，如称老板为“老细”或“波士”(英语boss),称母亲为“妈咪”(英语mammy),称老师和警察为“阿sir”(中英结合词)等。称呼语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人们心态的变化，值得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