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朝八旗制度的壮大
清朝八旗制度的壮大
随着后金的发展壮大，蒙古部族和大量汉人纷纷归附。为加强管理，皇太极于1633年正式另编汉军为一旗，后经过数次增扩，到1642年，终于编成八旗汉军。
1634年，皇太极还把在他统治下的蒙古民族改编成了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的建制类同，共同构成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
实际上，八旗中的民族构成非常丰富，除满族外，还兼容了蒙古、朝鲜、锡伯、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其他民族。据记载，康熙年间，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是由先后来归的俄罗斯人编成的。
在满族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满族化，有研究表明，在清初时期民族融合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老北京有一句谚语叫做“不分满汉、但问民旗”说的就是此事。各旗委任都统时，一般不考虑担任都统时人的旗籍，满族可以担任蒙古、汉军八旗都统，汉军、蒙古八旗出身者也可以担任满洲八旗的都统。到光绪朝以后，开始任用不在旗的汉族人士做都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出身的将领都做过八旗都统。
入关后，清朝政府为了保证兵源，在政治经济上给予八旗人丁的优待，其中包括圈拨旗地，免除赋役，发给官兵粮饷。但从此北京和驻防关内各地的八旗人丁被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由于旗人长期
脱离生产，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
清政府虽提出“扭转风气”、“筹划生计”，但完全属于治标不治本，加上人口大量增加，导致很多旗丁的生活每况愈下。清朝中期以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从咸丰、同治年间起，北京旗兵的饷银和禄米分发中已经出现了减成发放的现象，到光绪年间只按照七成发放。到1906年还设立了八旗工厂，想“使八旗子弟，人人皆能各执一业，以为谋生自立之基”，但已经积重难返，于事无补。
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与清王朝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篇：清朝军事制度
清朝军事制度
八旗与绿营
入关以前的八旗军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①。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① 《清文献通考》卷179。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
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①。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
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①。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②。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③。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
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④。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5。
①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62。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八年级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
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① 《武皇帝实录》卷2，页1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①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① 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 年2 期。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
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来源说明好范 文网)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速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
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超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发展和衰亡
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
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发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①。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国军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陆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三篇：清朝科举制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来源《中国预测网》
科举资格考试
童试：又称县试、小考，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雅称入泮。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小生、国中生、高中生，是一较长的时间段，期间有多次考试。
生员分三类：刚考上的，为附生。再进一步是增生。最高级别是禀生，禀即米粮，由政府提供伙食。禀生有一定名额，只有空缺出来，成绩优者才可增补，故称补禀。
岁试、科试：正式科举资格考试。成绩分六等，一等二等与三等前十名，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因故未参考者，或未录取者，还可以再参加“录科”和“遗录”考试，成绩优者，亦有资格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称考遗才。
正式科举考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为大比之年。秋季八月在各省省府举行，所以又称秋闱或府试。乡试考中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便有了当官的资格。
会试：亦三年一次，逢丑、未、辰、戌年即乡试后的第二年为会试之年。春季二月在京师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或春闱。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前十名称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称会魁。贡士再经太和殿复试，优者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在会试之年四月二十二日举办。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
以上为清朝科举简介。
一、对我们研读《增》书中求名章各节，应有所帮助。
求名章各节分别为童子试、岁考科考、占禀、考遗才、发榜挂榜、殿试、乡试会试，都不出上述范围。
二、对我们理解《增》书会考试占的卦例，应有所帮助。
例1、进退神章
申月癸卯日，占乡试，得雷风恒变泽天大过。
申月癸卯日(旬空：辰巳)
震宫：雷风恒震宫：泽风大过(游魂)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白虎妻财戌土、、应妻财未土 、、
螣蛇官鬼申金×官鬼酉金 、
勾陈子孙午火、父母亥水 、世
朱雀官鬼酉金、世官鬼酉金 、
青龙兄弟寅木父母亥水、父母亥水 、
玄武妻财丑土、、妻财丑土 、、应
断曰：酉金官星持世，旺相当时，卯日冲之而暗动，又九五爻申官化进神，得其拱扶帮助，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后果得联捷。
案：这是乡试前占的一卦，乡试在秋八月，明年会试在春二月，故有“不独今秋折桂，来春定占鳌头”之语。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1
例2、、随鬼入墓章
戌月甲寅日，占会试能联捷否？得雷山小过变艮
戌月甲寅日(旬空：子丑)
兑宫：雷山小过(游魂)艮宫：艮为山(六冲)
六神伏神【本 卦】【变 卦】
玄武父母戌土×妻财寅木 、世
白虎兄弟申金、、子孙子水 、、
螣蛇子孙亥水官鬼午火○世父母戌土 、、
勾陈兄弟申金、兄弟申金 、应
朱雀妻财卯木官鬼午火、、官鬼午火 、、
青龙父母辰土、、应父母辰土 、、
断曰：世爻随官入三墓，动墓，化墓，又入月德之墓，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不独连登，定中状元。日月与世爻合成官局，旺相当时，卦之全美，如玉无暇。果然传胪三唱。
案：四土之年为会试之年，二月考试，三月发榜，故有“明岁辰年冲开墓库，发榜之期，又遇辰月冲开三墓”之语。
又案：乡试秋八月，会试春二月，殿试四月二十二日，指的是阴历日期，与我们用的寅月，卯月等不尽一致，但差不了几天。说阴历三月为辰月，大体不差。
三、对我们现实的考试占，应有所帮助。
正式的科举考试与现在的大学联考很相似，历年的考试时间是定的，成绩公布、录取时间也一样。所以考试占，多为吉凶卦，即不必考虑应期。
清代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所以乡试会试以官爻为用神，而秀才们的各类考试以父爻为用神。现在的大学生至少名义上是国家干部，大学联考亦以官爻为用神，考国中、高中皆以父爻为用神。而研究生有一定的补贴，以官爻为用，兼看财爻。
四、最后，再看一下朱先生所解的第十九卦例。
1、举人、进士，虽有了当官的资格，和现在的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样，仅具学位上的意义，至于能不能当官，当多大的官是两码事。
2 、此卦官爻为用神，日建作官星生世，是此卦的要点。
3、辰月己巳日，占会试。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卦是会试考后，成绩未公布前占的一卦，作为吉凶卦，应验的只是考上考不上。因接着就是殿试，不会等太久。
朱辰彬答复:
可以肯定的是，童试、岁试、科试、乡试等均属于资格性质考试，并不与官位授予直接挂钩，并不是靠上了就一定能当官，应以父母爻为用神考取了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的，才以官鬼爻为用神是否殿试录取者，即进士者，都要授予官职呢？若是，考殿试应以官鬼爻为用神。
网友答复：
官鬼既有官职之意，也有名声，名望之意，所以参加科举考试也称考功名。在古代，乡试中举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况成为举人后，便有了当官的资格。用神以官爻为妥。其实这一点，看《增》书卦例就可知。
这和现在的大学联考相似，大学联考便用官爻。歌手参加大奖赛类，想亦应以官爻为用，因能一举成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增删卜易》中的考试占 2
第四篇：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
清朝科举制度仿照明朝制度，分童子试和正式考试。通过童子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乡试、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当次的考试。 童子试（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在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考生考前要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倡优、皂隶的子孙与居丧守孝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由五人联保，再另有本县一名有正式考试资格的人作保人。县试考四场或五场。前两场考八股文与试帖诗，默写《圣谕广训》。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第五场考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事实上，考生在第一场被录取后即可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
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大多在四月。参加府试，报名、保结及考试的场次、内容同县试差不多，只是有正式考试资格的保人要多一名。府试通过后是院试。
院试：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长官称学政，学台或宗师。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童生通过岁试，就算“进学”了，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方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科”。
正式考试（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考期多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其正副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京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式的考场，叫做贡院。贡院内建有一排排的号房，为考生住宿，答题之所。考生必须于前一天进场、第三天交卷出场。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又称“桂
榜”。乡试考生录取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考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在清朝，除了按正常制举行的乡试外，每逢遇到皇帝万寿（生日）、登基等庆典时，还额外有加科乡试，叫做恩科。
会试：每三年一次，一般在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试由礼部主办，考期多在春季的二三月，故此会试又称“礼闱”，“春闱”。会试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明朝多以翰林官及内阁大学士担任充当，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尚书充任。
殿试：新录取的贡士进行殿试，殿试在四月份举行，由皇帝主持，考策问。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内阁拟题，皇帝选定。此外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明清两朝的殿试都只考策问一场。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名；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考中者都泛称为进士，中了进士，功名就到了尽头。
第五篇：隋唐时期与清朝科举制度的不同
隋唐时期与清朝科举制度的不同
唐代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 选 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二个，即生徒和乡贡。
关于报考的手续问题。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 --吏部复试。
2.考试科目及内容
其中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又称常科。
3.考试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由于八股取士，考场舞弊等多种因素交织融合在一起，使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弊窦丛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批评，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已成大势所趋。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对 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顾炎武曾抨击道：
八股取士“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 致使“ 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为此，可以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 ，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人才，而且败坏了学术，造成举业盛而学术衰的可悲下场。科举考试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甚或仅限于《四书》，且只能代圣贤立言，八股取士的程式又极为固定，不能有所变通，这样固定的内容和死板的形式极易被揣摹、效仿，所以迎合考生的心理，适应 八股取士之需要，许多人开始押题做答案，考生便花钱买答案，只要背诵答案就可以应付考 试，而对经书原文，对研究学术莫不关心，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它降低了对儒学的研究水 平，淡化了学术空气。
另外，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使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 或附庸。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准备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学校传授考核学生的内容；科 举考试的方法也成为学校会考核学生的主要方法，科举完全成为学校的指挥棒，学校完全成 为应试教育的机构，无法培养出利济苍生、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再加上科举舞弊现象的屡禁不绝和愈演愈烈，科举制已随封建政权的末落而走到了穷途末路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等提出递减取士名额，1903年，张百熙也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1905年，清廷被迫宣布“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 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