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指出：“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今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管好用好领导干部。在由此可见，这并非我党第一次要求干部能上能下。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一直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但在推进过程中缺阻力重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提出了干部任用的四化标准，然而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四化”标准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而日渐失去了操作性，并被打上了时代烙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都是“宝塔尖”型的，能“上”者还是凤毛麟角，这就导致一部分有能力者的一腔热血付诸东流，渐渐变得庸庸碌碌；而部分领导在选拔干部时，重在选择自己“圈内”的干部，或刻意培植自己的亲信……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过，干部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和上级领导的“家臣”。改变这一现象的有力手段就是要将《规定》落到实处，重拳出击。
有人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下才是关键，其实不然。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公务员队伍约有60%以上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党政机关工作，由于行政层级的限制，提升职务十分困难，很多人干了一辈子，依旧是科员，这种令人沮丧的前景如何激发干部的工作激情？解决这种现状，除了拓宽干部晋升提拔渠道，还应将职务与职级分开，解决一大部分在长期奋斗在基层又得不到晋升者的待遇问题。
能上虽说不易，能下更加困难。受我国“官贵民贱、上荣下辱”陈旧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存在着“不犯错误不能下，下了就是犯错误”的思想。我国干部“下”的渠道主要是届满不再提名、领导班子交流、身体情况不再适应岗位及到龄退休，形成了易上难下、易任难免的现象。《规定》明确了下的标准，规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有利于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就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出制度规定。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关键在于责任，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是块“硬骨头”，需要各级党组织敢于碰硬，既要严把政策，又要做好思想工作，才能切实把《规定》贯彻落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