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并于不同时期拍成电影。这部作品讲述了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东方特快列车上破解了一桩离奇而又悲壮案件的故事。
小说主要讲述了发生在东方快车上的一起案件。比利时侦探波洛搭乘东方特快列车前往加来，在加来换乘轮渡回到英国。奇怪的是，原本应该有不少空铺的头等车厢，今天却塞得满满当当。一系列离奇又巧合的事件的发生使波洛觉得这辆列车并不平常。果不其然，列车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然而，随着线索一点点被发现、拼凑，波洛揭开了这起案件出乎意料的结局：十二位乘客一同杀害了被害人雷切特。
与很多侦探小说相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灵感也来源于一个真实事件。1932年，一个年仅20个月大的婴儿遭到绑架并被撕票，受害的小查尔斯·林德伯格是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太平洋的人)的长子。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受害者萨缪尔·雷切特同时也是根据林德伯格案改编的阿姆斯特朗案中谋杀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凶手：卡塞蒂。列车上的十二人分别是黛西的外祖母(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母亲)、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妹妹妹夫、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教母、黛西的家庭教师、这个家庭的厨娘、阿姆斯特朗上校的战友、办理阿姆斯特朗案检察官的儿子、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机、黛西的保姆、女仆的父亲和男友。小黛西遇害之后，曾经因小黛西而感到快乐的这十二人也失去了人生。"人生嘛，原本就是暂借，暂时的停留。地狱，也不是地狱里才有"，他们像是在遵循着一项正义与人性的契约，组成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
17版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在案件发生之前，大侦探波洛曾说，"凡事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非黑即白。但是当他破解了谜团之后，面对这十二个支离破碎的灵魂，他选择了正义，选择了让这十二人重生。有时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这世上总有上帝没有看到的不公，这便需要人性的救赎。人性是一种无条件反射，它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当今社会存在种种矛盾，比如一直备受关注的医患关系。医生要遵循医德，处理好与病人的关系，这是一种自觉。病人家属对医生要有一定信任，并且遵守道德规范。然而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医患纠纷频繁发生，这其中有部分是因为医务人员并未尽职尽责，但很多情况都是患方在不能接受事实真相或对其产生不满时损害医方正当权益。
除了医患关系之外，一部分师生的矛盾也不可小视。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尊敬师长十分平常。现代社会讲求师生平等，然而师生矛盾却愈演愈烈，社会中负能量的传播、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缺失使一些学生心理扭曲，导致了无法挽回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赤裸与罪恶使人毛骨悚然，随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公然地去触碰道德底线，那良知又该置于何处？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正义与法律能够给出的答案。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正义是人类良知的体现，那么法律是实现正义的工具吗？法律捍卫正义，但它捍卫结果下诞生的是程序正义，是一种人为的正义。实体正义是结果上的正义，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良知的正义，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然而实体正义有时是无法触及的，所以人们想要通过程序正义这一基础来实现实体正义。
这又使我不禁想起电影《唐人街探案》的两部。在电影《唐人街探案》中，秦风放走了真正的凶手思诺。在电影《唐人街探案2》中，秦风放走了真正的凶手宋义。其实在秦风心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天平，用来掂量自己心中正义的重量。正如人是一个多面体，正义与罪恶也分别置于天平两端，只不过在西方，手持天平的是上帝，在东方，手持天平的是上天与神明。人们总说“人在做，天在看”，说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宇宙的统管者、真理的启示者、选民的拯救者和罪恶的审判者”，人们总是坚信存在着人与自然之外神圣的第三方能够主宰一切，主持正义，就如不可被创造或改变、一直在运行的规律一样，于是伦理道德，是非善恶便有了落脚处。这似乎是人类给自己的一些心灵的慰藉，但更应是所有人内心的期望。
除《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外，阿加莎也有意地在许多其他作品中表达关于人性的诉求，她的作品中有着其他侦探小说所不具备的严肃与深沉。《无人生还》一案便是如此。《无人生还》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二战前，这是一个动荡的、充斥着虚假年代，故事中的十个人便是这时代的产物，是权钱利欲亲手打造的时代样本。文中的凶手沃尔格雷夫法官是一个极端的双面体，一方面，他"只要看见死亡或者亲手造成死亡，肯定会像虐杀狂那样高兴"，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通过设计一场完美的谋杀来审判逃脱法律制裁的九人，试图以此来伸张正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逃脱法律制裁的罪恶之徒有很多，天网恢恢并非疏而不漏，从另一方面来说，司法实践失误也可能发生冤假错案，导致司法不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天平大概永远不会平。
案中的十二个凶手同时也是阿姆斯特朗案的受害者，他们生性本善，然而却被黛西之死逼入绝境。逼入绝境的善良会演化成更沉重的恶意。他们杀了人，但他们杀的是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那这些人到底是否应该遭受法律的处罚？也许我们都应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波洛选择给他们重新生活下去的机会。有时，修复式司法远比惩罚式司法来得有效。这个社会同样有很多被逼入绝境的善良，他们遭受人性的挤压与催化，善良便发生了化学反应，沉淀出了邪恶与反抗。不只是触犯了法律的罪恶，每一个或大或小的恶意背后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都应去探索、感知罪恶表皮下被挤压的人性，关于良知的拷问将永不停止。
那么，良知到底置于何处？“随着黛西埋葬了”。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产生了一定的哲学意义。萨特存在主义有三项，其中第二项是“自由选择”，然而“自由选择”可以使人向善，也可以使人向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文中的波洛遵从了内心的选择，他放走了十二个凶手，到底是善还是恶？他的心理一直矛盾着，纠结于反抗或放弃，他从之前“凡事要么是善，要么是恶，非黑即白”的绝对思想，到对良知、对灰色地带承认这一思想的转变，也是对他精神世界固有标尺的冲击。我认为他选择的是善，是合理地评估了良心的痛楚。其实善恶本就是相对的概念，一方是善，相反，从另一方看来，善就变成了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但人性本身总有转机"，除了让这十二人重生，难道还有更好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罪恶吗？
除了有关正义与法律、良知与人性以及哲学的思考之外，我还想到了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自杀问题。黛西的去世导致了阿姆斯特朗夫妇的死亡，也使另外的十二人身陷地狱。虽然黛西不是自杀身亡，但她的去世对于身边的亲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十二人有对卡塞蒂的痛恨，但更多的是这一悲剧带来的痛苦，如果是自杀，那自我放弃生命对于身边亲朋更是极其残忍。我们都背负着生命与生命的责任，我们都值得好好活下去。
影片中波洛在跟十二人告别时说道，“车上没有杀人犯，只有值得好好活下去的人。希望你们能就此获得安宁，希望我们都能如此”，无需感到不安。
“人性,终于逼迫着所有忠诚于生命的信徒们泪流满面”，有人背负沉重的罪孽，却能毫无压力毫无罪恶感得活着。我们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但我们依然要身向光明，去挽救被上帝抛却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