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心路历程 篇一
摘 要 郁达夫的《沉沦》以第三者自述的形式倾吐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实际上，这是作者以含蓄的表达方式抒发个人在新旧文化和中外文化激烈碰撞之下的精神状态。
是一次以真实的个体折射那个时代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心声的文学创作尝试。
本文凭借阅读感受和仔细研读，试图证明《沉沦》是作者日记结集的真实面貌，并努力揭示《沉沦》中郁达夫表现出的“私语情结”的起因和本源内涵。
关键词 《沉沦》；郁达夫；私语情结
郁达夫是引领二十世纪20-30年代抒情小说潮流的作家。
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创了“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先河。
他曾反复地说明，作者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
所以，他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凌厉，揭起专写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彷徨苦闷的大旗，在当年不胫而走，管领新文坛风骚。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郁达夫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本文所关注的是郁达夫达代表作品《沉沦》话语形式的特点，并以之作为分析文本，挖掘其深藏的内涵意义及其它能带给郁达夫成就的原因。
“自叙传”是自己叙说自己的经历和心情。
不论是“自传”抑或是“他传”都是写给别人看的。
对于《沉沦》这篇被公认为自传性颇浓的小说，它表现了郁达夫的浓厚的“私语情结”。
“私语”即自言自语，是叙说给自己听的，更接近于“日记”而非“传记”。
《沉沦》的私语特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形式上真实主体的内心独白；本质上的精神宣泄。
早在郁达夫的《沉沦》之前，有鲁迅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结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不标明年月的日记，按狂人的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
狂人的日记别人是不会看的，本应更具有私语的特点。
但这篇“日记体”小说明显具有作者精心设计的痕迹，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语言表述中，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性。
与《狂人日记》相比，《沉沦》鲜明地具有自我性。
这种自我性来源于两个向度。
一是作品主人公与作者惊人相似之处；二是作品主人公反复不断的自言自语――私语表达。
前者具体表现在如下的细节分析中：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风景秀美的浙江富阳一个已经破落的书香之家。
《沉沦》中的“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让人不由自主地第一个想到富阳；郁达夫1913年随兄长到日本留学，按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方法，正是18岁。
《沉沦》中“正是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就进了大学的预科”，第二年“在家里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长兄的来信，……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才子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算起来，“他”也正是十八岁到日本留学的。
郁达夫1921年9月从日本回到上海，是26岁。
《沉沦》中“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挨的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岁了。”算起来，“他”离开日本的时候也是26岁。
郁达夫与《沉沦》中“他”的关系由此显露出来，只不过郁达夫用第三人称“他”来稍微隐藏了一点直观性。
后者的表现则更直接而坦率。
从小说的第8自然段开始，“他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种自我表白，自我倾诉的，以私语形式表达的句子，粗略统计全篇有30处之多。
整篇小说的故事简单而零散，人物对话也很少，大半篇幅和情节展开靠的就是这种主人公的私语表达。
这里“私语”已经不单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还承载了推进故事发展，展示人物命运的功能。
《沉沦》散淡的内容链接，没有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
仿佛只是有心里装了一枚偷听的机器的“他”到处乱走，乱撞，由偷听的机器传达出来的“他”的声音的连缀。
而这个“他”与郁达夫本人是如此相似，使得小说的虚构性减弱，真实性浮现。
小说主人公的连篇“私语”，使得小说从形式上凸显了郁达夫――小说作者，一个真实主体的私语情结。
《沉沦》的第一句话“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明白得指出“他”是一位孤独者。
郁达夫通过《沉沦》传达出来的孤独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从文本叙述语言和“他”的私语表达中很清晰地可以看出来：“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
“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到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到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这种孤独意识决定郁达夫钟情于讲述自己的心灵感受，在人迹罕至时候或在人群中固执地自己讲述自己的语言和情绪，而不是对外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及故事。
从而进入“本我”潜意识的开掘，延伸出爱与死两大支题，宣泄潜意识中积压的精神苦愁。
《沉沦》中展现的“私语”表达出郁达夫对“爱”的认识，这种“爱”主要体现在“肉美”的领域，以对异性的焦灼呼唤哈与异性狎近同居为主要内容，而不是集中在爱的精神领域，以两情相悦的情感来歌颂爱，净化情欲。
通常，人们把郁达夫的这种对“爱”的认识归结为颓废派的自我暴露。
但关照当代活跃于文坛的“私语作家”，即所谓的一些“新生代”或“新新生代”作家，写情欲与性爱的大胆与裸露，直至对性器官直接描写的句子，郁达夫则显得深沉和含蓄。
更为可贵的是郁达夫在喁喁细语时，在自嘲自骂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心。
《沉沦》中“他”最后走向大海，选择了死亡。
“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痛苦，体现了作家对人生意义的反思。
“他”在异域感受欺凌，求真爱不得之际的自戕，体现了郁达夫“私语情结”的终极指向。
在郁达夫看来，个人的“私语”无法传达给社会，也不愿意传达给社会。
个体如若得不到生存发展，那个体就没有在存活下去的意义。
孤独的人生痛苦，集聚了“私语”的资料来源，“私语”表达的方式又显示了孤独的人生选择。
郁达夫的青年时代正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激进知识分子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又以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那是个新旧激烈冲突的时代。
《沉沦》是那个喧嚣时代的产物，是郁达夫――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实录。
《沉沦》没有具化日常生活场景和具体的时代因素，只是表现了一个小人物内心的生存意识和态度。
那些“私语”不是可歌可泣的，但却是在深层里揭示了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灵感受：在世事浮华中，能够坚守寂寞，保持沉默，享受孤独，“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这多少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品质，但又加上了一点时尚的色彩：反抗封建社会规范，接受西方开放文化特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英文诗歌，以及列举的“他”看的爱美生的《自然论》，沙罗马的《逍遥游》等外国书籍，折射出郁达夫对外国文化的涉猎和喜爱）。
郁达夫认识到“对性的罪感意识千百年来一直压抑着人性和文学，以至成为一种文化禁忌。”坦率展现内心需求，倾吐精神苦愁，包括性苦闷。
去除了封建文化的伪善面孔。
《沉沦》最初也许只是郁达夫的一篇日记。
细读《沉沦》可以发现“他”有写日记的习惯。
小说中有一大段话是“他记的日记说”。
而且，“他”写日记，也不一定是记录流水账。
“他”或巧妙地将自己的感受写成诗歌，或将自己的形象结构入自己的小说“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小说里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勇士。”由《沉沦》中“他”与郁达夫本人极其相似性，可以推断郁达夫本人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再由一下一点，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判断。
郁达夫每篇小说结束处，均会记录下小说完成的时间，多篇的时间记载精确到年月日。
《沉沦》以后的一些小说创作，郁达夫基本延续了这种风格，但已经属于有意创作了，及至《迟桂花》的发表已经明显昭示郁达夫走出了“私语情结”，小说的语言叙述由作者、小说主人公、叙述者三者共同完成，话语内涵也由感伤孤独走向享受纯美人性了。
参考文献：
[1]郁达夫：《序李桂著的<半生杂忆>》，《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2]郁达夫。沉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6：122.
郁达夫文学作品特点 篇二
摘 要：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他是左联的发起者之一，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郁达夫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上的造诣如今仍为人们称道，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有着浓郁的浪漫色彩还有真实的自我描述，本文从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特点说起，研究他的文风形成与发展过程，还原一个真实的郁达夫。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写作风格；作品特点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古典文学根基深厚，旧体诗清新脱俗、意境深远，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的小说注重写人、写情，是中国新文化史上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郁达夫处于旧中国历史上极为黑暗的时期，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时代的呐喊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是与鲁迅齐名的文学家，很多人认为他在旧体诗的创作上要超越小说，但是因为小说是新兴文体，与时代接轨，并且能够触及到社会问题而被人们所熟知，特别是他以为爱国活动被日军残害，他被称为20 世纪中国最富才华最具个性最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之一。
郁达夫作品的写作风格 篇三
1、“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主张的是“自叙传”创作，因此，自述式的创作是一个特色。在郁达夫的40余篇小说中，除了少数几篇小说外，其他的都是自述式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人物塑造和身世经历上边都是比对着自己来写的，婚姻的不幸、怀才不遇、孤独又清高、敏感且自卑，不甘沉沦却无路可走，进而厌世颓废，玩世不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影子。
2、坦率大胆的自我剖析
我们说郁达夫写的是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自我暴露，他的。喜怒哀乐，甚至是内心深处一刹那的猥亵念头，也都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无论是前期的《沉沦》还是后期现实性较强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都有着大胆的自我剖析。
3、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
郁达夫的小说感情色彩鲜明，他往往借助日记或者大段的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激愤、痛恨和自怜自叹等情绪。在《沉沦》中，主人公热爱自由却被压抑着，看到祖国满目苍夷却无能为力，通过“我”的自白，以切肤之痛喊出心中的苦闷，有时候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他会在作品中对景物进行细致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引人入胜！
4、病态的人物描写
郁达夫小说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人物的病态描写，比如他的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他从希望到失望，到最后的绝望，以及《沉沦》里边主人公的“抑郁”和变态的性爱追求最后跳海而亡都让主人公在现实的压迫下，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病态的心理导致病态的追求，这是那个时代病态社会的一个展现。
三、郁达夫作品艺术风格形成原因
郁达夫讲究的是自述，因此他的作品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的刻画，而影响他的写作风格的因素主要用生活经历、传统文学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1、生活经历造就的个性气质
郁达夫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因此7岁就入私塾，9岁就能赋诗，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古典文学，对旧体诗和韵文表现出来浓厚的兴趣，但是童年的郁达夫是孤独的，三岁丧父使他过早的就丧失了父母之爱。
他17岁时随哥哥到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求学之路，这是中国最黑暗、最屈辱的时期，也是他性格形成的时期，作为一个接触了新思潮的知识青年，他深深的感受到祖国的孱弱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影响，他的心中有着严重的自卑感，同时长期压抑的生活使得他变得有些神经质，可以说他作品中的很多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有时候想要冲破这个压抑的环境却总是不得其法，如此反复，使得他心中的病态与美好的浪漫之情两极分化，都在他心中不断的壮大，这也在他的作品之中展现出来。
2、传统古典文学的熏陶
我们知道郁达夫虽然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但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9岁起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再去日本之前接触到的老师虽然思想前卫，但是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直到他去日本之前，他一直接受的就是纯粹的传统古典文学教育，而且他很有天分，使得它的古典文学修养很高，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很深，魏晋文学的感伤色彩、李商隐的缠绵悱恻、婉约派词人的哀怨悲切等等我们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痕迹，而且他的旧体诗的写作水平也被认为更胜于小说创作的。
3、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日留学期间，生活的压抑使得郁达夫在书籍中找到了些许的慰藉，他如饥似渴的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还有日本的“私小说”，这也是郁达夫作品之中浪漫色彩浓郁和毫不掩饰的自我暴露同时并存的原因。这些外国文学对他直接的影响，使得他在新文学方面在中国甚至是亚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结语：总的来说，郁达夫是那个时代深受环境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只是他敢于把自己剖析出来给大家看，同时他也利用自己在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上的造诣来将这种病态的现象放大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以主人公的控诉来唤醒人们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去寻找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赵艺遐；郁达夫创作心理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 2011年
[2]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下)[C]；2009年
[3]丁杨；“郁达夫小说奖”日前完成论证[N]；中华读书报；2009年
郁达夫的文学轨迹与思想历程 篇四
摘要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因其受到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因而他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得异常驳杂。
本文在阐述其文学轨迹和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其赞赏西方感伤主义，但在精神世界深处却内隐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失意落魄情怀，即追求艺术自觉，提倡艺术的超功利，却也注重文学的功利价值。
关键词:感伤主义 艺术自觉 功利价值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孤僻内向，柔弱怯懦，率真冲动，易于动摇，非常偏激，常常处于浮沉状态的知识分子。
聪慧的他有胸怀远大的理想与期望建功立业的一面，也有遇事退缩消沉的一面。
他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其精神、心理的制约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轨迹。
笔者总结如下几点:
一 感伤主义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失意落魄情怀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诸如法国的启蒙主义、德国的狂飙运动、欧美浪漫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风靡一时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郁达夫尤其喜欢歌德、卢梭等人的作品。
郁达夫曾说:“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除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我想感伤主义是并无害于文学的，不过须有一个相当的限度，我们要不流于浅薄、不使人感到肉麻，那么感伤主义，就是文学的酵素了。”他对感伤主义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以致于他的文学作品《感伤的行旅》与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成名作《感伤的行旅》在篇名与作品风格上都极为相似。
郁达夫把英文中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称为“殉情主义”。
郁达夫所理解的殉情主义并不仅仅特指18世纪出现在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
他不光认为“莎士比亚的剧本英国18世纪的小说，浪漫运动中的各个诗人的作品，又哪一篇完全脱离感伤之域”，也主张“大抵西洋自中世纪以来的抒情诗人，在他的抒情时代所作的作品，多少都带有殉情主义的色彩。”他把14世纪意大利的彼特拉克的抒情诗视为“殉情主义文学中的绝唱”，把法国的卢梭及其后继者塞农库尔、德国的荷尔德林，英国的吉辛与道生都视为殉情主义者。
他甚至把《旧约圣经》中的《耶里米的哀歌》看作是“外国文学里最富有殉情性倾向的”作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的殉情主义其实是泛化了的感伤主义。
郁达夫还把中国古人的失意落魄情怀纳入到殉情主义中来。
他认为“中国的文学里头，殉情主义的文学最多，象黍离麦秀之歌，三闾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无非是追怀往事，哀感今朝。至若杜工部的诗多愁苦，庾兰成的赋多悲哀，更是柔情一脉，伤人心脾，举起例来，怕是汗牛充栋。”郁达夫是以中国文学里所有的“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代替了他所理解的感伤主义。
郁达夫的感伤与西方感伤主义存在明显区别。
他并没有如感伤主义代表作家一样，将过去的生活理想化当作寄托自我精神的家园，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仇视，而是对过去也保持着相当的清醒，执着于反映自我当下的处境与情绪体验。
悲怀相继而起的现实人生才是郁达夫进行文学创作的取材对象。
因而乡愁，国忧，性苦闷，怀才不遇等等心灵体验就常常是郁达夫作品弹奏出的主旋律。
郁达夫的感伤不是感伤主义的“向后看”的感伤，而是对当下困顿处境的心灵体验。
在此，郁达夫把西方感伤主义的“向后看”转换为立足现实，同时也把感伤主义“人性恶”的思想基础转换为中国传统的“性善论”。
他的感伤不是基于“人性恶”的原罪意识，而是来自于对“天道不公”的愤恨，对家国不兴的忧虑，对自我人生屡遭磨难的失意反映。
因而他的感伤在本质上是起源于“善”被遮蔽，是对“善”在现实中无法伸张的当下境况的心灵反馈。
郁达夫虽然身怀中国传统文人的失意落魄情怀，但他是在沐浴西方现代文学精神与“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
因而他的感伤以及感伤的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失意落魄情怀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天才的自我与黑暗的现实之间的对立是中国传统文人产生失意落魄情怀的根本原因。
郁达夫的感伤当然也包括自我外化无法展开、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无法实现的感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个性解放与中国封建专制的禁欲思想之间的矛盾对立而产生的苦闷情绪。
在表现形式上，他对中国传统文人自悼感伤却又美化自我、美化现实的取向并不认同，也扬弃了中国传统的“和谐”美学原则与“哀而不伤”的文学风格，反而更赞同西方文学激进的、彻底的、真实的解剖自我、解剖社会的文学精神。
郁达夫身怀中国传统文人失意落魄的情怀，但却扬弃了“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偏爱感伤主义文学，却转换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与表现内容，将其无限地泛化。
郁达夫在中国传统文人失意落魄的情怀与西方感伤主义文学之间游走，咀嚼人生的深味，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二 艺术自觉与功利主义
成立于1921年的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都是该文学团体的主要成员。
创造社力主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学，因而创造社一成立便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要求文学向创作主体回归，向“文”学本体回归。
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中出现的过于重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功利性作用，和将文学视为启蒙思潮传声筒的文学现状极为不满。
创造社对与他们同一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以夸张的言辞表达了不敢苟同的极端态度，引起了两大社团的激烈纷争。
这场纷争虽然是围绕“为艺术”与“为人生”的两种取向不同的艺术口号而展开的，本质上却是反映了新文学的超功利主义取向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对立。
创造社虽然抨击新文学的代表流派文学研究会的艺术主张，但是它的艺术道路不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叛，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补充与超越，它把中国现代新文学由“人的觉醒”发展为“艺术”的觉醒。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一开始就表现出激进的文学姿度。
在创造社成立起始，郁达夫就主笔《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提出:“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之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随后郁达夫又作《艺文私见》，提出了“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一说，批评了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并压制天才的“假批评家”。
郁达夫在此明确提出了文学独立发展的要求以及崇尚“天才”的作家主体观，表明了他自觉追求艺术独立品格的精神。
郁达夫曾鲜明地提出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
他在《艺术与国家》一文中曾说:“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美。
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
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愫，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这一声言虽然宣称不赞同唯美主义者偏激的持论，但也显见他对于美的自觉艺术追求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
郑伯奇曾经说:“他非常喜欢王尔德，也好读道生、汤姆生等人的诗，而王尔德的艺术观对他影响较深。”郁达夫最早翻译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宣言《〈道林格雷的画像〉序》与剧本《莎乐美》，还写了《谎言的衰朽》、《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等文章，向国内民众介绍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是19世纪后期重要的文学思潮之一，源于德国哲学，发起于法国，在英国达到巅峰。
这一思潮的思想主题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地域都有所偏重和取舍。
但其中崇尚非理性，认为艺术是无功利的，是纯形式的，是审美的，是自律的等等原则是一致的。
王尔德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
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宣称:“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
他认为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
他反对艺术带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宣称“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
郁达夫虽然以决绝的姿态倡导文学的艺术自觉，但是却不同意“为艺术”与“为人生”这两种极端的主张。
早在1923年，郁达夫就发表了《阶级上的文学斗争》一文表达了对这两种主张的态度。
他在文中驳斥说:“没出息的后起者，……反造了些什么‘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的名词来……依我看来，始创这两个名词的文艺批评家，就最该万死。
因为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又何必把两者分开来瞎闹呢？试问无艺术的人生可以算得人生么？又试问古今来哪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呢？”这表明郁达夫认为没有离开艺术的人生，艺术是人生不可剥离的重要一部分；也没有离开人生的艺术，艺术来源于人生，艺术与人生是有机统一的。
“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观点其实隐含了追求艺术自觉与主张艺术功利性的内在矛盾性。
郁达夫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美在艺术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他没有像王尔德一样走向绝对化。
他曾在《诗论》中指出“美的情操，在文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美的情操的内容，大约由（一)感觉的感情，既随伴声色而起的快感；（二）观念的感情，即因各种感觉统一后观念而生的感情；(三）观念的联合，即与其他的各种观念联合交错后，发生的。美感等集合而成”。
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美”是经由社会的情理激荡后而来的，包孕了情感与观念等丰富的内蕴。
郁达夫在《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中说:“我们的一件，是“对艺术，须总是到底”，若要卫道，应该从新的道德观点来说话。
譬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信条，一切的评语，都应从这一立场出发才对。
艺术与道德，根本是不冲突的；不过时间与空间有不同，道德的观点，亦应随时随地作演进而已。”郁达夫的“美”与不关乎任何社会因素的唯美主义的“美”在意蕴上是不同的。
所以郁达夫在说“美感的目的，就在美，除美以外，系别无作用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哲学基点上与唯美主义划清了界限。
这证明郁达夫在文学上主张艺术自觉，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倡导主情主义，但是却没有走向唯美至上的极端。
在郁达夫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兴亡的深沉忧虑，潜伏着他自幼接受的传统士人的治国平天下的雄心。
所以，一旦气候适宜，他会情绪激动，提倡革命文学，投身革命运动；而一旦遭遇挫折，他又会退回到艺术世界中来，求得内心的自我安慰。
追求超功利又讲功利的矛盾的主张，在郁达夫的文艺思想中相反相成。
超功利包孕了摒弃传统道德教化主义与其他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钳制，促进人性与新文学独立、自由发展的主张。
讲功利则反映了新文学要承担地反封建的历史使命。
朱自清在《论严肃》一文中总结道:“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矛盾的发展。”郁达夫文艺思想中的这一矛盾主张正是“五四”新文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 小结
特殊的时代环境与成长经历，造就了郁达夫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心理特征。
独特的个性与心理又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想与文学创作。
郁达夫拥有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的功利心态，因而他可能在当时的文学界较早地提出文学的阶级性与无产阶级文学等议题，并相继参加许多进步的文学团体。
同时，他又是一位拥有独特艺术心理的作家，拒绝任何外界因素对自我个性的束缚，常常固守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咀嚼自我的感伤与孤独，因而可能以少有的忏悔精神创造出风貌迥异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 刘茂海:《是颓废还是辉煌:郁达夫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日]铃木正夫，李振声译:《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3] 唐毅:《本真生命的释放与真实艺术的探求――郁达夫传作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1卷第5期。
[4]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
[5] 饶鸿竞、吴宏聪主编:《创造社资料》（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