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故事 篇一
苏东坡晚年流放中的春节
限于篇幅的局限，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越过东坡在元？期间八年的仕宦生涯，而将目光继续凝聚于东坡的苦难的流放，因为，诗人总是在苦难中更能闪耀人性的光辉，更能闪耀艺术的魅力，也就更为具有文学以及历史文化考索的意义。绍圣元年(1094)，年届六旬的苏轼被他昔日的学生而今的皇帝哲宗贬谪惠州，九月度大庾岭，十月到达惠州贬所。两个月后，苏轼度过了他在惠州贬所的第一个春节。追思往事，东坡老人难免感伤：“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去年还在陪侍玉辇，何等荣耀，牙旗仪仗穿行繁华的夜市，铁马踏响在冰河之上，而今年的春节，却在江海之上漂泊，是禅房寄身的一个山僧。虽然也有膏火可举，却只见层层的松木、松木的层层。如同纪昀所评：“两两相形，不着一语，寄慨自深。”
在贬谪惠州的第三年，东坡更是一气做了《新年五首》，先试举其一：“晓雨暗人日，春愁连上元。水生挑菜煮，烟湿落梅村。小市人归尽，孤舟鹤踏翻。犹堪慰寂寞，渔火乱江村。”
首句涉及古代的一些民俗，那就是以人日的阴晴来占卜新年的是否丰收。杜甫也有《人日》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所以，东坡的“春愁连上元”，也就有了超脱个人的意思。第三句的“挑菜”，也是一种民俗，《苏轼诗集》在此诗句下合注：“何焯曰：挑菜乃人日事。唐子西诗：挑菜年年俗。”如果说组诗“其一”重在个人心境的寂寥，“其二”则显示了更多的不平之气，矛头指向占据朝廷巢枝的当道群小：“北渚集群鹭，新年何所之。尽归乔木寺，分占结巢枝。……” “其三”则表达自己随遇而安的心境和对于光明前景的希冀：“冰溪结瘴雨，先催冻笋生。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在瘴雨冰溪中，东坡看到了冻笋催生的信息。晋代的张翰思念家乡的莼菜羹而辞官还乡，苏轼却说，惠州丰湖所产的藤菜，足可与莼菜羹媲美，何必非要还乡呢？因此，东坡在“其五”中说：“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居士常携客，参军许叩门。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
正当东坡欲终老惠州，“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的时候，绍圣四年(1097)四月，六十多岁的东坡再贬海南。只因为东坡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的诗句，让执政者不快，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于是，根据子瞻的“瞻”字，去目而贬儋州。不过有人占卜，说儋字有人，子瞻无碍。绍圣五年，东坡在海南儋州度过了他的第一个春节，上元灯节的时候，儋州的地方长官，为了表达对于东坡老人的敬意，邀请了陪同乃父过海的苏过共度佳节——与苏轼一生有缘的三位女性此时都已去世，最后一位陪伴苏轼的王朝云也在惠州去世，此次渡海，只有儿子苏过陪伴。现在，苏过也被邀过上元，只有东坡老人独自度过这个贬谪海外的第一个春节。他静静地凝视着一轮孤月，月光照射进来，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只蜥蜴盘在窗上：“静看月窗盘蜥蜴”，这在岭北的中原地区是很少见到的现象，这使苏轼更为清醒地感觉着身在异乡、而且是万里之遥的海外。东坡老人独坐凝视着盘窗的蜥蜴，心中想着什么呢，他也许在盼望着惦记着儿子苏过，“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同上），寂寞的心境跃然纸上，他也许还想了许多，回忆着他的坎坷的一生：“搔首凄凉十年事”呀！
元符三年(1100)正月，苏轼在海南度过了第二个春节，他在人日做了《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从诗题上就可以看出，在这垂暮之年的春节里，东坡老人心中想念的、惦记着的还是国家之事。北宋时期，黄河决口的问题始终困扰朝廷，神宗时期一些朝臣不顾黄河“东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复”的事实和“水之就下者性也”的规律，一定要“回河东流”，“其役遂兴”，苏轼当时任侍读，提出：“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的批评，遭到 “当轴者恨之”。此事与现代的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苏轼此诗说：“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何源米，屈指新蒭作上元。”（其一）说自己耄耋之年，仍然独栖海村，只有在梦中才能与在大陆的作诗孙苏符相会。在天涯海角度过了多少个人日，已经记忆不清，如果要返回大陆，会高兴地经过鬼门关。（《山水志》：“广西容、牢二州有鬼门关。谚云：若度鬼门关，十去九不回。言多炎瘴也。”）我当年如同贾让的三策已经应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我就如同当年孙权手下因耿直而死在交州的虞翻（《三国志》：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积怒，放之交州，在南十余年，卒。）那样不被赦免。海南米贵，我只能典卖衣物来买惠州何源海运来的稻米，屈指计算一下，新滤好的酒大概可以用到上元灯节吧！
五个月后，苏轼终于返回大陆。（贬谪海南是苏轼第一次远离生他长他的大陆，元祐时期，朝廷曾经想派他出使高丽国，未能成行）他的心情是愉悦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儋耳》）。
宋徽宗建中建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度过了他平生最后的一个春节，当时他正在北归的路上。此时，东坡老人名满天下，不仅仅是诗名的传播，他的'胸襟气度、做人风范，以及六十多岁的老人贬谪海南蛮荒瘴痍之地居然能够生还，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东坡返归北上的沿路，出现万人空巷的奇观：“拓得龙光竹两杆，持归岭北万人看。”（《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东坡也不无自豪地说：“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东坡老人在其人生最后一个春节的这两句富于哲理禅思的诗句，似乎可以作为令后人永远玩味的遗言吧！
古代名人故事：高凤专心致志 篇二
高凤，字文通，家里把种田作为职业。妻子曾到田地（劳作），在庭院里晒麦，让高凤看守着鸡。正值天下着暴雨，高凤拿着竹竿诵读经书，没有发觉雨后地上的积水使麦子流走了。妻子回来感到惊讶询问，高凤才醒悟过来。
原文：
高凤，字文通，家以农亩为业。妻常之田，暴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乃省。
古代的名人故事 篇三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772——842)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大多时候有职无权，内心十分苦闷，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排遣忧愁烦恼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寻求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方法。随着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从当初的好奇，已经变为深深了解个中三昧，以至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 (佛教典藉)，来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侣”的僧侣(《送僧元皓南游》，《刘禹锡集)卷二十九)。与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刘禹锡对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结果。他说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寻求一种人生之道，结果发现世上所谓的诸道，如科举进仕、经商产业等，都难以行通，非为正途，只有佛教“出世间法”，才值得尽心。
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刘禹锡被贬地朗州亦是佛教圣地。离城区二十华里的德山千明寺就是享誉华夏的十方丛林，四方衲子纷纷来此挂锡。刘禹锡常来此拜佛、参禅，与僧人探讨佛理、佛法。经常亦有外来僧人来刘宅与其切磋禅理， “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 (《赠别君素上人》)。他与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的禅僧如仲制、灵澈、元暠、如智、慧则、广宣、鸿举、义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广泛交往，有的交往还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曰： “元暠师居武陵(朗州)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刘禹锡送僧诗二十四首，大多数是在朗州写作的。在《送僧元暠南游》诗引言称赞他“妙音奋迅，愿力昭答”。刘表示“雅闻予佛而佞，亟来相从。”他从元暠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感叹地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岁至四十岁的血气方刚年华。贞元九年，时年二十二岁登进士第， 不久擢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常与柳宗元、吕温等“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三十四岁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而遭贬谪。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百思而不得其解。 自从接触佛法后，才悟到“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只有“出世间法”才能启悟人心，拯救社会。
他在朗州十年写了近百篇诗文，其中不少是宣扬佛法，赞叹高僧以及富涵禅味及禅境的篇章。其后，他为禅宗六祖大鉴禅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牛头山第一祖法融大师、杨岐山故乘广禅师等撰写的碑文，以及撰写的《佛衣铭》、《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毗庐遮那佛华藏世界图赞》、《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均显现他受佛法的熏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心身进入禅的新境界。如他在《赠别君素上人》诗引言中曰：“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善，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溯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言中曰：“以为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佛土，悟无染者莫如散花。故业于净名(经)，深达实相。”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有焉。因定而得境，故涤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心得。佛家认为，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 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意，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关键也。刘文说“定而得境”，使散乱的心水澄明，进入创作意境；开慧后遣词造句，能得到精华而美丽的词藻。这都是他达佛之知见，自家家珍的和盘托出。
古代名人故事 篇四
申不害 徇私谋官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对申不害“请仕其从兄官”这件事，史家历来多有微词，有说其虚伪投机的；亦有说其推行“法治”不坚决的，但从申不害重“术”和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考察，倒不如说这是他对韩昭侯的一次试探，正是韩昭侯对“徇私谋官”的严正态度，使申不害看到韩昭侯真是一位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从而坚定了助其变法革新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