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论文 篇一
1.1心理护理
术后护理人员应以患者的设计情况为依据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及对出血有恐惧心理的患者应认真向其介绍该病的具体情况，并且要告知患者手术治疗的有效性及重要性。并且要告知患者该病是可以治愈的，从而逐渐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使其积极主动的和手术进行配合。
1.2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治愈率及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对比，生活质量评价应以WHO生活质量表为依据进行，分数最高为100分，分值越高表面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表示，实施t检验；计数资料实施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愈率对比
观察组47例患者中仅1例患者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死亡，其余46例患者均经手术治疗治愈出院，其治愈率为97.87%,对照组47例患者中2例患者死亡，12例患者术后仍伴有不同程度的伤口剧痛、未愈合等症状，其治愈率为70.21%,两组患者治愈率比较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3讨论
失血性休克主要是指大量、快速失血所引起的休克现象，其通常是由外伤所引起的出血、食管曲张静脉破裂、妇产科疾病、消化性溃疡出血等多造成的出血现象。该病具有发病急、病情严重、病情变化快等特点，因此，患者入院后通常需要直接送至手术室进行手术治疗。重症失血性休克通常发生在微循环凝血期，失血性休克的发生和其特征有着非常大的关联。重度失血性休克患者因具有病情严重、病情危急等特点，使得单纯的物理止血或输血抢救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因而通常需要在手术室中通过手术进行止血并紧急抢救。而手术前的准备、术中护理人员和主刀医生并麻醉师的配合、术后护理等都会对手术效果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医疗机构必须要加强对重症失血休克患者手术室护理的重视。
哲学与科学论文范文 篇二
【关 键 词】军事文化哲学 基本问题 基础研究
目前，学界已形成对文化、军事文化的研究热潮，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但关于军事文化哲学的系统研讨尚不多见。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是什么？军事文化哲学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一门学科？这个研究领域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做出初步研讨，希望能够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哲学理论论文 篇三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规律
党的十报告独立成篇、系统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还严峻的形势下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在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概括、总结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哲学基础。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在长期对我国生态演变自然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的。尊重自然，就是强调自然与人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能无限夸大自然对人的控制性，认为自然规律是神秘的、不可认识和利用的。而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尊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也不脱离中国实际，打造“空中楼阁”，要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尊重自然，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用全面和系统的眼光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
人民对生态文明理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对自然规律由自发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自动利用的认识过程。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依赖自然，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只停留在直观、经验的程度，盲目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机械地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虽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大面积开荒屯田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引l了自然界以干旱、涝灾、山洪、风沙等形式对人类进行的回馈，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个阶段，只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自发认识和运用阶段，人们处于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发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非常微弱，处于能够顺应自然、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放都处于萌芽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肯定阶段。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解放，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被迅速释放，极大地刺激了人征服自然的欲望，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开始对自然资源、能源过度性地开发。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增加，人的能力和作用被无限膨胀，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然，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来改变自然规律，达到任意支配自然的目的。这个阶段是人片面夸大自身能力、违背自然规律的阶段，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背离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经过否定实现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这种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既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从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充分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遵循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阶段，处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自觉时期，要求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实现了对自然规律由自觉到自觉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的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是以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的。对事物的认识，尽管曲折、反复，如果认识主体尊重实践的检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可以逐步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和实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它们的不同作用片面地夸大，使之绝对化，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认识与实践相背离，认识严重脱离实践，导致人在自然面前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生态文明理论则要求把认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求顺应自然，一方面强调人类在活动中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达到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任何实践都是在既有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高于自然界，是因为人类具有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下时，实践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当人们的视野扩大、认识水平提高、逐步深入并理解了更多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后，实践活动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和水平。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人们片面夸大人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这是由于认识与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出现了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发展造成的，导致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表明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因此，在生态问题上，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基础上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由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和人们对事物的主观需要两个因素构成。前者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后者是构成价值的主体条件。价值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抽掉了价值的客观基础，把价值的主体方面无限夸大，使之绝对化，这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把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衡量自然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疯狂地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对自然破坏能力的逐步加，对大自然不计后果的开发和掠夺，导致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篇四
关键词：科学；哲学；“亚当・斯密问题”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77-03
一、“亚当・斯密问题”及其折射出的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现状
早在两百多年前，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创作了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分别从人的利他心和利己心出发，阐释了在伦理学领域人们的行事规范以及在经济学领域人们的谋利行为。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两部著作时发现：在斯密早起创作的《道德情操论》中，他把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归结于同情，同时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同情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斯密后来创作的《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则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于自私，认为利己才是人们的天性，追求自利也并非就是不道德的事情。由此他们认为在斯密的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本人也从之前利他的理论转向了后来利己的理论，斯密的学术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人在论及斯密的著作和思想时，都把他看成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而这几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
从“亚当・斯密问题”直接反映出来的现实是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关系的疏离。在斯密看来，个人即使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去进行经济活动，最终也能产生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进步。而斯密的后继者们则充分发挥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济人”思想，不断剔除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把经济学日益做成了“纯粹”的科学，力图用完全实证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做成了“纯粹”科学的经济学，似乎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信心。经济学之所以拒绝伦理，极力将自己归为科学的阵营，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使其能果断地证实自身观点的正确性，而这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也具有强势的示范作用。经济学家们急切地需要用这种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其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实证经济学由此产生，并获得了广泛认同。实证经济学向自然科学的趋同，实乃是向其实证方法的趋同，以达到摆脱规范束缚的目的。这一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条件下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渐行渐远的关系。
目前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狂妄的科学和空洞的哲学。人们发现，对于生活，科学能够给予我们的比哲学要多的多，哲学似乎成了一门无用的学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成了当今科学发展的一个最好注脚。自然科学由于其研究内容的客观性必然具有可实证性的优点，因此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科学家就比哲学家显得更有自信，同时也越来越轻视哲学对于科学的引导和规范。相反，为了将哲学的这种劣势地位扭转过来，有些哲学家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提高哲学的科学性，甚至将实证的方法引入哲学，力图将哲学做成科学。19世纪中叶以来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这样努力的结果却是使哲学日益变得不伦不类，处境更加尴尬。
二、哲学与科学由包容到分离发展的必然性
纵观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与哲学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分离状态的。早在古希腊早期，科学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而只是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精确的自然研究才开始在希腊人那里兴起。虽然后来经过了中世纪阿拉伯人的继续发展，但彼时的自然科学并未获得绝对独立的地位，在漫长的中世纪，二者的地位都让位给了神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2]。科学的这种迅猛发展，使之越来越被人们所推崇，科学随之也变得越来越狂妄，形成一种日益脱离哲学束缚的趋势。于是科学与哲学也就日渐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以致现代社会在二者关系上表现出一种严重的不协调：科学上的巨人和哲学上的侏儒。应该看到，科学与哲学之间这种由最初的融合到后来的分离，是有其发展的必然性的。
首先，二者的研究对象（领域）不同。科学是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的是世界上的“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这些领域和规律是具有确定性的，如天文学与医学所研究的领域与所发现的规律就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不能互换通用。这就决定了科学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无法成为普适的。哲学的研究则不同，它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一特殊领域，而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研究的是最普遍的规律和最一般的方法。哲学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尤其要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科学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其次，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作为具体的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然带来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每门具体学科都有适用于自身的研究方法，而且如同各自的研究对象一样，彼此之间无法通约。而哲学由于自身研究内容的普遍性，也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具体科学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的。15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根据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研究对象将自然分成一定的门类，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学科分类越精细，就要求其研究方法越具体、越特殊，在这一点上，但以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是不足以胜任的。因此，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后，二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作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其结果一般都具有可实证性、确定性，而哲学的研究结果却很难实证，是一种“无定性”。因此，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毫不怀疑地用“真”或“假”来判断，而哲学的研究结果却很难用“真”、“假”来判断，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模糊甚至多变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是一条很清晰的脉络，而哲学从其诞生到现在却派别林立，帮派丛生，谁也无法证实自己或证伪他人。因此，当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对科学和哲学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哲学是对意义的追求。既然二者的追求不同，那么出现分离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以上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科学最终无法满足于被统摄在哲学中的那种原始状态，而日益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具体的学科。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康德以“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革命性追问，使得科学与哲学的这种分化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三、未来哲学与科学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摒科学而治哲学，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则不免拘墟[3]。在蔡先生看来，科学与哲学可以区分，但却不能完全断绝关系。当下，对二者关系最恰当的表述当是：哲学作为一种普遍之科学，将各门具体学科研究的结果进行整合，去除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得出各方面都能适用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将这种普遍规律应用到各门学科的研究之中，为其提供方法论指导，并对其研究结果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加以检验。从未来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来看，二者虽然经历了由最初的融合到近现代的分化，但这并不表明二者之间的这种分化状态将永恒存在下去。作为人的两种存在状态，未来的科学与哲学既有联盟的必要性，同时也有联盟的可能性。
首先，哲学离不开科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4]蔡元培也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5]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则必得是融贯科学的哲学，要超越科学。哲学要融贯科学，超越科学，前提就是要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研究的内容、结果为素材。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日益证实、丰富和深化着哲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展，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哲学体系特别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原理的真理性。例如，相对论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现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引起了人们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人与自然界关系和社会历史进程等方面的变化，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素材，同时，现代科技革命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着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其一，科技革命带来的许多新问题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例如，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引进的伦理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科技革命引发的所谓人类的生存危机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大大拓展了现代哲学的研究领域。其二，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对现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等一般科学方法，既有利于对现代哲学基本范畴和观点的阐释，又能启发现代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激发灵感，促进现代哲学的创新研究。
其次，科学离不开哲学。一方面，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6]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之所以今天能以如此独立的姿态与哲学展开对话甚至形成对立，也正是由于它的发展始终是基于对以往哲学发展成果的掌握的基础之上，并且，哲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改进其研究方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自然科学一直拒斥形而上学，力图保持自然科学的求真本性，但自然科学家却无法剔除其头脑中的价值观的影响。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马赫，自认只是自然科学家，而非哲学家，然而在他进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时却也还要寻求一种稳固的哲学立场，以便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里还是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都能确定无疑的走下去。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力图从自然科学的大厦中排除不必要的哲学成见，但在后来对他研究成果的解释中，却又包含了诸多形而上学的因素。笛卡儿在为天文学建立一种力学理论时，也把它放在经院哲学的相反的观点，和认为物质的本质是广延性的形而上学见解的基础上。哲学除了为自然科学提供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外，在方法论上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大有裨益。自然科学在对自然界进行研究时，由于受到本身学科划分的限制，很难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界，而必然将自然分解为各个独立的部分。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但同时却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陷入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分别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因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无法把握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必然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要摆脱这种井底之蛙的困境，则必须要求助于哲学。例如：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重点论与两点论以及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等，对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展望未来人类的发展，哲学必将代替宗教。“人不一定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7]这一见解深刻指出了哲学在指导人类发展方面作用的无可替代性。这一点对于科学工作者，也是有启示的。
最后，科学与哲学统一于人的存在的展开。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一种实然的存在，它不会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也无法改善自身的存在状态，更不可能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人不同，人是应然的存在，他不满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不断地要去改善这种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人一直在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说科学技术在探索自然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物质的保障的话，那么哲学则是人在反观自身与自然、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意义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是人的一种实然状态，而哲学则是人的一种应然状态。二者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人既不能只要科学，也不能只要哲学。
参考文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3〕蔡元培全集（第2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