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事评论作文(一)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中央深改组在春节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把改革落实放在重要位置，释放出明确信号。强调“扑下身子，狠抓落实”，为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抓改革提出明确要求，也为我们时代的改革行动者描绘出集体肖像。
改革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全面深化改革3年多来，中央深改组已经召开32次会议，接近于每月一次，平均每周出台一项改革政策，频率之快可谓前所未有。这既说明当前面临的改革形势之紧迫，改革任务之繁重，更说明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对承担落实职责的各级政府来讲，这意味着更高的标准，更重的责任。说到底，改革不仅是一个方案、一个举措，更是一项需要落到实处的行动;不仅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各级政府的核心职责，就是优化改革方案的执行效果，让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管理学中有一句名言，领导者是执行的第一基石。领导干部能否“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但现实中，一些地方对中央的改革部署仅仅停留在宣传回应上、停留在口头的表决心上，行动与政策的落地不明显，有的甚至与中央层面的改革设计不在一个节奏和频道上，出现明显的跑调。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个重要方面是执行力不足。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日益清晰，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执行力不足的问题。
执行力不足，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不想执行。网上曾流传一份“N次转发”的文件，基层政府没有“把党中央要求和地方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机械地转发上面下发的改革文件，让文件开头凭空多了好几个“关于转发”。事实上，正是因为领导干部缺少研究改革、执行改革的主动性，才会出现机械转发文件的情况。这正是为什么着重强调，“把调研贯穿改革全过程，做到重要情况、矛盾问题、群众期盼心中有数”。
执行力不足，另一面是担当缺失，不愿执行。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下，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于“软抵抗”。比如表面上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有其形无其实。有人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在“软抵抗”之下，“只见改革的车子左右晃动，不见改革的车子前行”。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敢于拍板、敢于担当，坚定不移干”。
解决执行力不足的问题，需要领导干部树立责任意识，需要建立改革的督查机制，但核心问题既然是“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用人问题、树立正确导向。让那些华而不实者靠边站，让那些有使命感的担当者、擅长应对棘手问题的敬业者、正能量的释放者获得提拔任用，才能塑造积极进取、崇尚实干、鼓励试错的政治文化，才能让领导干部敢于接烫手山芋，在正向预期的牵引下奋力把改革落到实处。
纵览中央历次深改组会议，从“提高改革方案穿透力”，到“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从“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到“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改革执行力，可以说是中央一以贯之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空谈客、清谈者，而是实干家、行动派。
高中时事评论作文(二)
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基于道德正义感的舆论监督，更需要从制度改革上釜底抽薪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欠薪问题”。春节黄金周过后的首个工作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工群体念兹在兹的关心，也说明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将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农民工欠薪问题。曾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要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年来，从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到各级领导干部为农民工“讨薪”，再到户籍、异地大学联考等改革举措破冰城乡二元结构，应该说，党和政府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力度一以贯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篱笆也越垒越高。
然而，长年的顽瘴痼疾难以猝除，农民工欠薪形势仍严峻复杂。据人社部统计，仅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即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17.4万件，其中涉及农民工231.7万人。每到岁末年初，农民工欠薪总会成为舆论焦点和社会痛点。这表面上是劳资关系问题，本质上却是建设领域市场秩序不规范、用工管理制度不完善、劳动监察和司法保障不力等综合因素的结果。因此，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基于道德正义感的舆论监督，更需要从制度改革上釜底抽薪。
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落实欠薪发生地政府的属地责任和人社部门监管责任，有助于防止政府部门对欠薪问题视而不见、相互推诿;加快建立协调解决欠薪问题的地方政府横向网络，有利于形成跨地区的联席机制，让流动的农民工获得稳定的保障;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制度，对长期拖欠工程款的单位不得批准新项目开工，将对相关企业形成强大震慑……这些举措，无不直指农民工欠薪的深层弊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
把长效机制落到实处，还应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现实复杂性。根据笔者实地调查，资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已大幅度减少，但因工程管理、用工管理等现实复杂性带来的欠薪问题还较为普遍。在当前的市场秩序中，一些管理方需要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手段，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维护工地秩序，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还有的工程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工程，从而形成积欠、三角债、多头债等复杂问题。而各地劳动监察和司法部门普遍存在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少数地方政府在市政建设过程中要求承包商垫资施工，本身就为农民工欠薪问题埋下了伏笔。可见，农民工欠薪问题涉及政府监管、企业运营和市场秩序等各个方面，要把长效机制落到实处，就应该针对现实复杂情况出真招、见实效。
这也意味着，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将牵一发动全身，既需要彻底规范市场秩序及用工制度，也需要政府部门担当起监管责任，还需要企业树立社会责任。说到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一场深层次的关系调整，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才能结出公平正义的果实。
高中时事评论作文(三)
2010年被改判无罪，河南农民赵作海出狱后的第七个春节很冷清，“过年吃点面条就可以啦!”眼下，赵作海在商丘市中院抄水表，每月工作一天，月收入1800元。住屋也由法院提供，免费居住，连水电费法院也包了。
赵作海为啥被法院“养”起来了?原来，此前那笔65万元的国家赔偿款早已“折腾”光了，赵作海生计艰难。在监狱蹲了11年的他，出来后已不适应眼下这个社会了，做啥赔啥，当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去年来看他时，他甚至表示想去做乞丐。那之后，才有了这份工作和这处位于商丘市市中心的免费住屋。
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赵作海的冤案已经平反，国家赔偿也已到位，此前，有关部门还协调帮他找了清洁工的工作，是他自己嫌远不愿意干，他的钱折腾光了，更是与法院无关，而是因为他的“作”.一句话，不作不会死，法院并没有赡养当事人的法定义务，也不该承担这许多后续的安置事务。
不得不说，法院方面把赵作海“养”起来，不排除某种维护稳定的考量。若是赵作海真的去做了乞丐，又会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法院也好，政府也好，面子上都不好看。
不过，追根溯源，赵作海眼下的困境，仍是法院当初错判的余绪。用赵作海话说，他当年也是个生意人，“以前卖豆腐干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背得动一百多斤的东西，现在都是纸上谈兵啦。”如果不是11年的冤狱，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又何至于此?正是因为正常的生活轨迹被打断，才“圈”出一个对世事隔漠、动辄吃亏上当的“零余人”.
法院纠正错案，并给予赔偿，当然是一种对以往过错的救赎，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而言，显然不是切换一个频道那么简单。这个当事人能不能顺利回到以往的生活，乃至生活得比以前更好，并不完全取决于那点钱，更不能仅仅以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正义回归”来定义全部。
我们当然承认，赵作海在回归社会之后有“作”的成分，但同时也该看到，他的遭遇即便是一个正常人，也往往难以规避。猖獗的传销吞噬了多少知识水平很高的人?疯狂的理财又让多少家庭破产?作为一个与正常社会隔绝多年的农民，完全处于信息缺失的状态，其被别有用心者“钓愚”,并非不可以理解。对此，大可不必过于苛求他的洞察力。
事实上，走出高墙后的赵作海，面临的是一次艰难的“社会化”过程，与其成长期的“社会化”相比，一个成年人的重新回归，往往更为艰难。诸多的诱惑与欺骗，还有自身的偏执与焦虑，均会对他产生撕扯。赵作海出狱后表现出来的种种缺乏常理的做法，即是表征。
作为造成这一切后果的法院，需要做的其实远比赔偿款要多。对冤狱当事人的救济，也应该包括帮助其逐渐融入这个社会，完成再度“社会化”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自身纠错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一种制度正义。即，强力机关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一个人，任其自生自灭。无论是此前的惩戒，还是后来的纠错，均应该体现出对公民与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近年来，陆续有不少冤案被纠正，那些走出隔离状态的“赵作海们”,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而随着最高法全国范围内六大巡回法庭的布局，相信还会有冤案被纠正，还会有当事人重获自由。而类似的后续帮助，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
对此，一方面有必要将这种帮助制度化，尽可能缩短这些人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时间，使其自食其力;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有关方面，有必要更好地让服刑人员了解外边的世界，不至于太脱节于社会、游离于人群，这不只是人道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非但与法治的理念并不冲突，恰恰是法治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