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开复辞职报告
李开复辞职报告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本人未来计划的一项艰难决定。今天晚些时候，我将宣布从微软公司离任，转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工作。想到即将告别这份不可思议的工作，离开四年来我有幸在微软遇到的诸位杰出的同事，我心情颇为沉重。
我们共同完成了很多人认为无法完成的工作。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确定了推进微软中华区业务发展的清晰而稳固的战略框架。我们的销售增长了几乎一倍，大中华区的销售收入突破了10亿美元。过去的三年里，在中国大陆，我们将销售(含coverec oems)业绩提高了两倍，并为2014财年实现10亿美元的目标做好了准备。我们将未经授权的电脑使用率(cpu)降低了20多了百分点；新雇用了几百名员工；将业务运营扩展到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15个以上的城市。我们还加强了同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关系，不仅在本地区乃至全球改变了人们看待微软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技术帮助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许许多多的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生计。一路走来。从你们每个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你们使我无法忘记我在微软经历。
诚然，变化总会伴随着一些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那就是，公司有能力延续我们已经开始了的成功，我们已经制定了经过仔细斟酌的交接计划，并出世界最好的领导团队来完成。我对目前的管理团队及其战略充满信心，毕竟big rocks计划已经就为。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微软大中华区谈论不再是10亿美元的突破，而是50亿美元新纪录的创造。
今天下午四点，我们将在现代汽车大厦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介绍我的计划和详细的工作交接方案。最后，我想对微软大中华区的每一位员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感谢你们为我们的成功所做的贡献。
第二篇：李开复
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读后感
读了李开复 《做最好的自己》这本书后，感觉很不同。《做最好的自己》一书用缜密的逻辑和真实的案例阐释了成功的秘诀。李开复博士结合自己人生的经历和事业成功的经验，写给中国的青少年，是帮助他们实现成功的方向指引。印象最深的是李开复先生提出的“成功同心圆”的理念。他是这样阐释的：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首先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同心圆”的中心。
李开复老师阐述了“成功”一词的真正含义，成功是多元化的，衡量成功的标准有很多种，但最根本的标准应该是：该行为是否对社会、对他人或对自己有益，是否能让一个人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并由此获得最大的快乐。真正的成功人士并不是仅仅靠知识、创意等外在素质赢得成功，他们成功的经验在于，他们具备了某些最根本的、最有价值的素质或品格，他们获得成功的内因几乎都可以用“成功同心圆”来解释。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先要学会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指导所有态度和行为的根本因素。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不正确，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会像南辕北辙的赶车人那样离成功越来越远；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他就可以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他可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做出正确的抉择；如果一个人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有道德、讲诚信、负责任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人。
在“真诚”这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上，李开复博士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影响自己成长或为自己的成功助力的真实故事，也第一次完整、全面地向我们公开了自己在人生旅途中面临几次重要抉择时的心灵历程。做最好的自己，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态度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社会和他人心目中的映射结果。现在社会需要积极向上、勇于参与、勇于挑战的人，只要拥有积极的态度，乐观面对人生；远离被动的习惯，从小事做起；对自己负责，把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尝试，邂逅机遇；充分准备，把握机遇；积极争取，创造机遇；积极地推销自己；要敢于面对失败和挫折；融会中西，协调均衡，成功就不会太远。
李开复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做最好的自己，需要有追寻理想、发现兴趣、有效执行、努力学习、人际交流和合作沟通等行为。我们在追寻成功的时候，要以勇气指导自己追寻理想、以自信培养兴趣、以自省指导有效执行、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学习、以同理心指导人际交流、以宽广的胸怀促进团队合作与相互沟通。我们要善于接受不同的思想和意见，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陷，善于从各种不同的思
潮中汲取力量。我们要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真正体现自我的价值。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的多个不同的角色，我们是孩子，是长辈，是同事，是同学，是朋友，是爱人，在每个角色圈里都需要我们用心去相处，去呵护每个角色圈的氛围。虽然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一定会做到完美，但这段经历将记录我人生最重要的历程。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工作做好，在相应的时间里，实现最大的效益。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超越、我们的热情都建立在立即工作和立即行动上，只有行动才会让这一切变成现实。我们应该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态度，积极主动、充满自信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效的执行领导给予的各项任务，学会与同事之间、合作沟通，保持终身的努力学习，为了电力事业的发展，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
第三篇：李开复
李开复吐露了心声：“我不想再有老板了！”自己是自己老板的李开复离职创业最大
的风险就是他自己
采访 | 本刊记者 金错刀 林涛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摄影 | 李冰
内部员工眼里的李开复是一个好老板。去年11月，他去印度出差，经过20小时的转机飞行，他到达班加罗尔机场才发现秘书忘了给他办理印度签证，折回北京后，他没对秘书发火，只是告诉她“下不为例”，秘书自己倒是哭得难以自持，一直耿耿于怀。为化解秘书的愧疚，李开复几天之后在出发去昆仑饭店参加会议前，故意去问秘书，“请问昆仑饭店的签证帮我申请了吗？”大笑之后，是下属被化开的心结。技术人员眼里的李开复是个懂得工程师文化的管理者，他最经常对工程师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另一句话则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一位高管和两个普通谷歌工程师都想到做音乐搜索却得不到其他人支持，他们去找李开复，李对这个产品也很疑惑，但是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其中的困难之后仍愿意投入，那我就支持你。”后来音乐搜索成为谷歌
的一个重要产品。
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突然离开谷歌创业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一、他的秘书坚定地要跟他走，他答应了。其他人也提出想跟他走，他婉拒了，因
为留在谷歌的待遇更加优厚。
第二、工程师们对其趋之若鹜，在李开复宣布离职创业的当天，创新工场收到7000封
求职信。
第三、媒体对李开复创业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即使是平日里最尖刻的评论者，对于
李开复此次的辞职创业也只是提出善意的提醒。
第四、还有比这更完美的辞职创业案例吗？
上一次李开复辞职同样轰动全球，李开复也因此成为媒体封面人物，但那不是他的个
人意愿，当时的李开复只是微软和谷歌这两大巨头之间斗争的夹心饼。
在9月5日离职消息泄露之前的两周，李开复每天晚上3点会醒来上网，除了查收投资人的邮件，更重要的事情是“看看网上有没有负面新闻，消息有没有泄露出去。”李开复显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次离职充满了危机。”他感叹，随后他反问，“你不觉得吗？”
外界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翻阅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对李开复的评价，使用的“最负面”的一个词汇也只是“争议”，而所谓“争议”，不过是暗指李开复善于经营名声，乃至有些炒作成分。李开复爱惜名誉众所周知，在谷歌中国几年，谷歌不时遭受明枪暗箭，最让李开复难以释怀的是对他个人私德的恶意攻击，例如谷歌公司一次集体晚交个人税款被演绎成“李开复逃税”，这样报道让他“很受伤”。很难指责李开复爱惜名誉有什么过错，李开复经常去大学演讲，如果事关谷歌的推广和招聘，相关费用由公司支出，如果只是个人性
质演讲，他会自己承担费用。
李开复对个人品牌的小心呵护在他自立门户时收到了回报。他的创业计划5年耗资8亿人民币，当他拿出自己的创业计划时，风险投资商中经合集团立刻同意了投资入股，认识了8年的朋友，鸿海集团郭台铭也成为了李开复创业项目的最大股东，据说鸿海向李开复的
创新工场投资了500万美元。
郭台铭甚至是李开复创业的一个重要推手，2014年他们沟通的一个重点是互联网。在过去，制造业大佬郭台铭的思路是“硬的才是大生意”，软件、互联网不是大生意。2014年5月，郭台铭甚至专门跑到北京找李开复聊google的商业模式跟文化，“我都不是很确定软件跟互联网到底能不能赚很多钱，这次我相信了。”郭台铭曾经问李开复，你会不会出
来开这样一个公司，我很想来支持你。
李开复又去找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以及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时，也得到了他们的投资支持。柳传志提了个问题给李开复：你把创业者跟创业想法分开了，会不会让他欠缺激情？李开复做了一个简要的回答。一个月时间，李开复已经凑齐
了前期所需的2亿元资金。
采访结束时，我们问李开复：“在你职业生涯中，哪一次是你最凶险的一跳？”
李开复说：“还是微软那一次。”
但是，李开复的创业一跳，最“凶险”考验在后面。
李开复从2014年夏天开始考虑结束自己的经理人生涯，从一个大学教师，到加盟苹果、sgi、微软，并最终成为谷歌的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开复的职业经理人之路在谷歌已经走到了最高点。但是在度过开创谷歌中国的激情时期后，在谷歌的最后一年李开复萌生退意。与微软一样，谷歌在中国的商业运作被诸多政治因素所影响，而谷歌在全球的一贯做法又与中国当地的政策有着种种冲突，这导致谷歌在中国动辄被罚，微软在中国受挫之后，比尔·盖茨和鲍尔默还不时前来中国修补示好，而谷歌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布林与佩奇至今尚未踏上过
中国的土地。
他最初的选择毫无悬念，像许多职业经理人那样筹集一笔基金从事风险投资，就在他快要找到投资人的关口，雷曼兄弟轰然破产，计划中的风险投资基金顿时没了下文。不与谷歌续约又不去做投资，摆在李开复面前的路剩下三条：去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去民营企业，
去创业。
这四条路径也是“打工皇帝”唐骏眼中的明星ceo的关键退出路径，甚至是“一种无奈”，唐骏向《中国企业家》解读说，去跨国公司，“你必须要比原来的企业好一点，职位要稍微高一点，一般都是很难。关键是，你是微软的，到ibm还不一定做得来，ibm还不要
你，hp的你到微软来，微软也不一定要你，这个很尴尬。”
去民营企业，唐骏说，“民企的道路是非常坎坷，艰难，而且是很不容易，不是一般
的水土不服，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叫落差，巨大的差异。”
去创业，唐骏认为，“这是最艰难的路径。要做出一个三到五家的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小成功的公司，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一家都做不了。难题在这个公司是不是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是不是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选择最险那条路的李开复在拍摄照片时，向我们吐露了心声，“我不想再有老板了！” 他想过用一小笔资金从事天使投资，这是因为他看到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有40%的投资来自天使投资。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式是建立在一个信息流畅、人脉资源丰富的环境之下，“因为聪明人都认识聪明人，很开放，愿意分享信息，有idea找一个vc，有人帮你牵线，你自己牵线，一下就拿到钱”。而“中国人相对比较不愿意分享信息，我有好的点子，我不告诉
你，我认识好的人，我自己留着，我不介绍给你”。
不过李开复并不甘于做单纯的天使投资人，“可以说周鸿、雷军，或者邓锋在扮演这个角色，李开复加入这个行列。但是从三个天使变成四个天使，帮助不大。”他想，“能不
能规模化天使？”
今年6月，李开复在住院的时候回想自己这一生，“哪些时代我最快乐？”得到的答案是“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创造google中国的时候，还有就是创建微软研究院的时候，这两
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于是他想到了做“一个公司是我永远在创造公司。”
两者结合，他决定做一个创新工场，批量制造创新公司。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信
息技术行业是创新工场重点关注的项目。
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就像是一个科技公司和天使投资的混合体，他自己称其为“有组织的天使投资和创新产品”，在这个平台上，李开复的任务是“整合”，“我分别要来优化好的想法，好的创业者，好的工程师。”他说，一旦项目孵化成熟，创新工场将会对其投资，并且将整个团队剥离出公司，独立出来的公司可以接受风险投资走上市的道路，也可以被出
售给其他公司。
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李开复在高科技项目上的管理经验，各种资源整合优势，正如他在谷歌所做的。不过这个看起来理想的模式目前看来也有着明显缺陷，例如提出项目的人最后未必是项目的主导者，这显然会伤害创业者的动力。还有，在创新工场平台上的创业者并不需要自己投资资金，相反，他们还能在创新工场里拿到一笔足够生活所需的工资，这样会不会导致创业者的潜力得不到足够的激发？“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开复回答，“我觉得可以让他出钱，但是我觉得要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创新工场的模式还有很多盲点，李开复并非没有看到，“我也可以考虑，但是这是未来的，现在什么都考虑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做事情了，其实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理解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一网打尽。”他说。 这些问题并不真正值得担心，商业模式的调整空间很大。最大的麻烦其实在于，李开复这个模范职业经理人，能够在自己创业时找到狼性，有足够“狠”劲吗？
“节省、拼命工作，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狠。”李开复回答。他举例说，当初在买创新工场域名时，对方开价2600美元，就是这个看起来完全可以接受的数字，李开复最后硬是把价格砍到了1000美元。公司的办公场地也是他自己去谈判。“我找回了我的激情。”
他说，“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是我一点都不累。”
接下来，他用一长串排比句展示了自己“狠”的一面，“我能不能把表现不好的人fire（开除）掉？毫无疑问，过去我也可以。我能不能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去欺负竞争对手？这个我不能。我能不能比较本土化的去做事情？我绝对可以。我会不会拼命工作，然后要求员工也拼命工作？我会。我会不会拍桌子骂人？我不会。但是我会不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告诉员
工，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我会。”
曾经创业过的唐骏，这样看李开复的创业大敌，“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中国不缺市场，中国不缺人才，但是中国就是缺真的可能把握市场机遇的这些人。”
自己买域名、自己租场地、亲自给工程师买盒饭，李开复从来没有挺起身段摆谱，但
他能像中国的创业者敏锐发现、野蛮生长吗？
“其实我们的赌注就是我能看得清楚那些工程师、创业者和想法，然后我能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我的。”他说，“同时我也承认那种过度野蛮，尤其下
三滥的事情，可能是我比不上其他人的地方，我希望前者比后者远远更重要。”
不过他话锋一转，“我可能能做的那些野蛮的东西，超过你的想像。”
第四篇：李开复
从心选择的智慧
——《李开复：从心选择的智慧》读后感
国际商学院 09307167 魏亚倩
人的一生将会面临无数的选择，每一步走出都决定着“人生下一步”这个严肃的命题。很多的中国青年都在不同的场合问我，怎样才能拥有选择的智慧，我的答案就是，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向人生更远的地方看去，而不是被眼前的喧嚣所迷惑。
——李开复
对于李开复的身份我一直有着疑惑，最初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写的几本著作《做最好的自己》《世界因你不同》等，于是在我的认知里他是一个学者、教育家的形象，事实证明，在中国大学生中，他确实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机会居多。他总是致力于治疗当代中国大学生出现的“疑难杂症”，帮助学生们解疑答惑，成为我们心灵的导师。但是后来才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高级职业经理人，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是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业技术人员，众所周知的语音识别系统就有他的功劳在里面。这真是一个矛盾的人，能文能武、懂文懂理，既能做研究，又能做管理，更甚者还能侃侃而谈，成为一代教育家。在我心里，他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为他的成就、为他的心。
提到李开复，不得不提到他在事业之路上所作的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我想正是由于这几次正确的选择，才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正如李开复自己所言“你未来的人生之路，就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之中”，选择，于己于他都有重要的影响，选择的好与坏，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成功或者失败、辉煌或者平庸。我们先来看一下李开复的几次重大抉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次选择对他未来发展之路的影响。
第一次产生于大学里的专业选择问题，李开复一开始进到哥伦比亚大学选择的是法律专业，抱着子承父业的想法，想要在法律界、政界获得一定的地位，但在后来的学习中，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有过迷茫和怀疑，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值得庆幸的是，迷茫过后李开复终于找到了自己兴趣的落脚点，不是机关算尽的政治生活，不是唇枪舌剑的律师生涯，而是可以安静做研究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于是李开复跳槽到了计算机系，尽管当时的计算机系非常简陋，但找到方向的李开复还是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甚至为大学里的教授所尊崇。与法律专业相比，计算机专业在当时属于生僻领域，似乎看不到很好的发展就业前景。但李开复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它，也选择了以后人生的发展方向。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而他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相继修完硕士博士学位，并致力于在大学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当时的李开复确实是想成为知名教授的， 1
加上那是计算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似乎大学教授这份工作是最适合、最稳妥的。但是当苹果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苹果问他“你要改变世界呢？还是用你的余生写那些论文？”李开复毫不犹豫作出了选择——加盟苹果，来到苹果，由一名科学家成为一名工程师。做出这个选择，一方面源于李开复目光远大，看到苹果所代表的未来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是一个热爱挑战、不安于现状的人。从此，李开复真正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也开始了从科学家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变之路。继苹果之后，李开复相继任职于sgi、微软、google几个计算机行业的领头公司，完成了从研究人员到职业经理人的完美蜕变。在这期间也曾多次来到中国，拓展职业发展领域，也同时为中国的大学生带来指导与希望。
李开复第三次人生中的重要抉择是在2014年9月7日，离开google，自己创办了创新工场。真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他离开了谷歌这样一个全球知名的公司、放弃了高位厚禄，更是因为他创办了令人费解的所谓“创新工场”，恐怕李开复是这个行业的先驱了，很少有人弄清楚“创新工场”所代表的意义。李开复自己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兴奋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这是中国发展非常需要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开复的中国情结，他对中国始终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创新工场里，他把有想法、有技术能力的年轻人的各自特点组合起来，做出好的产品，然后帮他们找ceo，帮他们谈投资，谈合作，引进商务资源和公共关系，这对于中国年轻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呀！
这三次选择对于李开复的人生影响巨大，每一次都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们看到似乎每一次李开复都做出了对自己最好的选择，虽然有些选择的效果不能马上看到，但事后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开复的前瞻性。
正确的人生选择需要用心、需要智慧，人生愿景是做出正确选择的前提。拥有美好的人生愿景不仅可以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能够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人生愿景随着年龄、知识、环境等不同处于不断的进步和完善中。李开复的人生愿景是这样的“在我接触中国的学生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墓志铭是：把复杂的技术做得让人人可以使用。但是，当我发现我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通过写作、网络、演讲，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找到他们自己的路，自己的心。如果今天我只能刻一句话，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不是说李开复是科学家或企业家，而是说李开复是一个热心教育者，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经过写作、演讲、网站，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他们亲切地叫他‘开复老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历的丰富，他的目标从造福人类的技术人员到心灵导师也是在变化的。有正确的人生愿景才能指导我们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认识你自己能更好地从心开始选择。李开复从法律系转到计算机系、从大学跳槽到企业，这几次选择正是由于他对自己有清晰的人生定位、自我定位，明白自己的兴
趣爱好、长处所在。他曾写过一本很畅销、很有名的书《做最好的自己》，打动和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和中国青年。他对自我意识的宣扬，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西方文化背景有关。对于横跨两个文化断面的李开复来说，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也让他更好地帮助很多人认识自己。
良师益友对于我们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父亲的民族精神使得爱国观念在李开复头脑中扎根，成为他一次次来到中国的动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的“make a difference”使他受益匪浅，李开复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认为“人生只有一次，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最大的影响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帮助后人，能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有效率，能够为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另外，哥伦比亚大学的通才教育、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选择老师的行为以及乔布斯的言行都对李开复有莫大的影响。
回味失败经历能帮助做出更好的选择。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超越失败，是李开复迅速从苹果和sgi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秘诀。来到当时美国人畏之为艰途的中国组建微软研究院，是接受新的挑战，更是以退为进，为自己赢得调整的时间和机会，才有了最后的成功。对于我们而言，最害怕的不是贫穷，而是失败。谦虚地认识到可能遇到的困难，正确对待失败并超越失败，能使我们在生命的沉浮中得以顺利生存，也是在成长过程的珍贵一课。
用心选择，取得成功，更加需要永不言弃的精神，一旦选择就要别无选择的坚持下去。1948年，丘吉尔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他一生中最简洁、也是最精彩的一次演讲。面对学生们和各大媒体殷切的目光，丘吉尔说道：“我成功的秘诀有三个：第一是，绝不放弃；第二是，绝不、绝不放弃；第三是，绝不、绝不、绝不放弃！我的演讲结束了。”说完他走下讲台，会场上沉默了一分钟后，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对于那些能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来说，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持。坚持未必一定能成功，但没有恒久的坚持则注定要失败。李开复在坚持自己选择的同时，也会遇到来自导师、上级、同事的不同意见的影响，在众多的外部诱惑和干扰面前，如果稍有松懈，今天的李开复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用心选择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第五篇：李开复向比尔·盖茨作述职报告
1999年12月
1998年，我受微软公司和比尔·盖茨先生的委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负责筹建微软中国研究院。同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宣布成立，迄今已整整一年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不仅使微软中国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且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现在，全院员工正充满信心的向既定的目标迈进：在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一流、亚洲最高水准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
比尔·盖茨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微软研究院的工作。在他的支持下，研究院的成长非常迅速。从1991年成立到今天，研究院已从最初的1个人发展壮大为拥有450位研究人员的世界知名的基础研究机构。 微软分布在全球的四个研究院都是通过我的老板 – 负责微软研究院事务的雷斯特博士直接向比尔汇报。这在整个公司中独一无二。
在微软，能向比尔·盖茨直接做汇报被看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因为紧张的工作日程使他没有时间与每一位主管面谈，也无法过问公司每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对于研究课题，尽管他情有独钟，但每年也只能考察其中的八到十个主要项目。而即便是对于这些项目，他通常也只会在项目开展两年以后，到项目有突破性进展时再听取汇报。
因此当得知我们将有机会直接向比尔作述职报告时，我深知这对于我和微软中国研究院都至关重要。我必须全力以赴。
比尔对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关心
比尔是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倡导者。自1990年以来，他先后6次来中国访问，深刻体会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最终促成微软在北京开设了其在海外的第二家基础研究机构。
研究院成立之后，他一直通过不同途径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在一次公司全体会议上，比尔向在场的三万名员工特别提到，“我们在北京设有一家研究院，它的研究开展的非常好。” 在另一个高层战略会议上，比尔自豪地告诉其他高级主管，“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上个月，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专为比尔制定微软战略的高级副总裁craig mundie的电子邮件。craig说比尔要求他尽快来微软中国研究院看看，因为比尔已从各方面听到了中国研究院的出色表现。所以微软的战略必须融进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情况。
以上所有的情形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一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日理万机的工作状况下， 仍然尽力在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这使我深信公司和研究院的未来将无限光明。
我将全力以赴
我对这次汇报的准备十分认真，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个人，也关系到公司总体的研究策略。国庆休假期间，除了十月一日参加国庆观礼外，我利用余下的几天时间撰写了汇报的第一稿。同时，我与美国雷德蒙研究院的同事也通了多次电话，得到以下一些有益的建议:
从一个项目说起，说明该项目面临的挑战及它对微软的重要性。
· 详述我们工作的创新性 （与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同，比尔了解几乎所有的技术细节。当然，不能太细化，因为比尔的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 随时准备回答比尔提出的“尖锐”问题。
· 因为比尔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你别想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蒙混过关。
· 当然，比尔对研究工作非常支持，他会抱着对我们工作的高度信任而来，除非我们自己证明我们不配这样的信任。
我还准备了会上需发放的材料：讲稿、背景资料、剪报、报章评述和我们的研究成果清单。
我有一小时的时间向比尔作汇报。我想讲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现状和工作进展；第二，我们在寻求更好的计算机中文输入方面所做的工作。
1999年10月18日，我同从北京来的其他6位研究员，来到赫赫有名的“比尔湖”旁8号楼的董事厅，向比尔·盖茨作汇报。
我的汇报
关于研究院的发展、建设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我向比尔介绍了我们的6“p”策略。这6个“p”分别是研究人才（people）、 合作项目（programs）、学术著作（publications）、发明专利（patents）、技术原型（prototypes）和技术转移 （product impact）。
比尔对这一节的介绍很感兴趣，在我已进入其他主题时，他还在认真地阅读我提供的有关人才方面的背景材料。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比尔对人才的爱惜，这确实是微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在介绍过程中，比尔问道：“尽管我们想从中国的大学招到最好的人才，但与各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我们也同等重要。你们是怎样平衡两者间的关系的呢？” 借此机会我向他介绍了我们与国内各高校和学术机构进行的有关合作。如软件捐赠计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订的联合基金协议、今年六月举行的“21世纪的计算”学术研讨会、访问研究员计划以及暑期短期学生实习计划等。比尔认真地做着笔记。特别是在谈到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时，负责微软研究院事务的副总裁雷斯特博士评论到，“很遗憾其他国家没有象中国这样开明的基金委领导。” 我感到我们向比尔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变的又一生动的例证。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人员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留在中国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招聘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比尔还详细地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诸如户口。我一面惊讶于比尔对中国的了解，一面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想要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改革开放已使人们能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告诉比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28篇论文，并将出版第一本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论文集。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在国际及本地学术会议上作了11个主题演讲，计划提交49项专利申请。比尔十分仔细地听着，并详细地做了笔记。
接着，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 - 技术原型。我向比尔阐述了其在基础研究中的诸多重要性。我认为技术原型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将前沿的高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产品，造福普通百姓。这方面，微软中国研究院凌小宁博士带领的软件开发小组所从事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们的方法是，以com架构为基础设计所有的技术原型。研究人员只需侧重于有关研究方面的各项问题，并用com模块实现他们的研究算法。开发小组与研究员一起清晰地定义这些模块的api，负责解决有关用户界面和系统方面的问题，并将有关的com模块用系统的方法集成起来。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1) 它使研究人员只需做他们最擅长做的研究，而不是开发； (2) 它提供了清晰的api，使不同的研究小组可以协同工作； (3) 它使未来的原型开发和产品转化变得更加容易。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拿出来放在自己一边，并特别做了笔记。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外企，雇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最后，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
在介绍多媒体的研究方向时，比尔问道：“微软研究院已在音频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功 (ms audio)，以后在图像技术和其他多媒体技术方面可要靠你们了！”他特别询问了北京与美国雷德蒙研究院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情况，并特别强调，美国总部应该充分利用北京研究院在多媒体人才方面的优势，主动去克服距离所造成的不便。他认为整个公司应该有一个总体地利用各种多媒体技术的规划，并希望北京能够以其在多媒体人才方面的优势，使公司在这个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在汇报过程中，我向他详述了我们为改进输入而在语言模型、用户界面和语音识别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当我谈到拼音输入的自动纠正时，他马上问道：“为什麽我们不能用语音技术搜集数据，并对打字错误建模？” 而这个方法，正是我讲稿的下一页要提出的新算法！由于这方面的汇报涉及到许多产品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尔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得出来，他对中文输入十分感兴趣。
我还向他谈到应该寻求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彻底改进计算机和信息家电的用户界面，最大程度地体现人类自然语言的发展。
比尔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他深刻地理解世界不断变化的进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穷商机。在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兼容和获取利润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他深刻地理解到要作出好的研究，我们的双手不能被现有的方法所束缚，我们必须有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自由。当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类似的研究大约需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对主流市场产生影响时，他看起来非常有耐心。
我告诉比尔，由于我们刚刚起步，现阶段我们离技术转移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已经有10多个产品小组对我们的多项研究成果表示出兴趣，一些技术在三至五年内肯定可以转化为产品。
比尔最后的评价
汇报接近尾声时，雷斯特博士向比尔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在一小时末准时结束会议，比尔说 “不，我还想听听。我还有 45分钟”。 我想我们一定占用了他的午餐时间！
汇报结束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super impressive! (太出色了！)” 这句话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总结和最大鼓励。 在我离开会议室时，他亲切地问我，“能够聘用那么多杰出的人才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一定是其乐无穷吧。” 其实，这正是我在微软工作所追求的。